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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比———他的小弟弟———好好打个招呼。波比听到飞机的轰鸣，跳到桌子上喊：“是我哥哥。”然后冲到操场上向他大哥挥手告别———其时巴斯金正飞行在前去战斗的路上。母鸡一个星期没生蛋，奶牛一个星期没产奶，波比被停学。
对巴斯金而言，这很有意思，但不像做战斗机飞行员那么好玩。他写信给父母说：“这个副驾驶的工作不是我想要的。”
肯·巴莫尔1943年11月30日第一次见到并登上B…24。他是副驾驶，飞行员是吉姆·康奈立，来自得克萨斯，是“一个极好的人”。与他们一同上机的是一位教官，他是美国人，但在珍珠港事件前参加了皇家空军，在欧洲上空驾驶“威灵顿”轰炸机。美国参战后，他回国加入陆军航空队，巴莫尔觉得“我们很幸运遇到他，他是个整洁的家伙”。让巴莫尔不舒服的是，他没有多少机会驾驶：“他们总是把副驾驶扔在右边座椅上，让你自己尽其所能地学。”他一次又一次想挪到左边座椅上，但他没有通过过渡学校的学习，所以成功的可能“实际上是零”。很多次编队飞行和投弹时都是他驾驶。“我觉得在飞机里感觉舒服极了”，但康奈立不让他进行起飞和降落。
无线电员罗伯特·哈默军士在纽约州的米切尔机场认识了他的机组成员，然后一起到乔治亚州进行B…24飞行训练。编队飞行对他的飞行员———实际上对所有飞行员———都是难题。许多在空中的时间都用来进行这项训练，尽管事故率很高。练习中三架B…24被毁，30人死亡。一次编队飞行时，哈默正从机身中部的窗口发闪光信号给右面飞机上的无线电操作员。刚发完信号，另一架飞机被螺旋桨气流吸向那架飞机，后者的机身撕成了两半。哈默看见飞机上的人，包括刚才和他通信的无线电操作员，都飞了出去，而他们的降落伞却向另一个方向飞去。10个人全都死了，但另一架飞机设法安全降落了。
哈默的飞机降落后，在汇报之前，他们的飞行员来到他的面前，眼里含着泪水。他问哈默是不是他们让两架飞机飞得太近了。汇报之后，这个飞行员被停飞了，因为他情绪化的反应。还有一些人也离开了，包括最初任命的导航员，他在一次夜间任务中把飞机带入东海岸的射击区。哈默评论说：“我们甚至在离开美国之前就遭到炮击。”换了人之后，机组飞到新罕布什尔州，上了一架新B…24，飞到纽芬兰的甘德机场，然后飞往欧洲。
霍华德·古德纳是一个无线电员，被派到科罗拉多的巴克力机场，并被安排进一个机组。在那儿他进修通讯课程，学习目标辨认和急救，但这些课程主要是用来消磨时光。1944年6月，他的命令到了，派他到马萨诸塞州春田附近的韦斯特弗机场，长长的火车旅行后，他见到了同一机组的伙伴。
古德纳的飞行员是理查德·法林顿少尉，来自圣路易斯，一个充满自信的高个子。法林顿19岁参军，现在还不到21岁。副驾驶杰克·里根20岁，来自纽约市的皇后区，他外号叫亚伯，因为他声音低沉，长得极像年轻时未留须的林肯。投弹手克里斯·曼纳斯来自匹兹堡，23岁。军士来自全国各地，从18～28岁都有。18岁的阿尔伯特·色雷达里安，是一个亚美尼亚裔美国人，来自布鲁克林。他的那些“dem”、“dose”（是“damn”即“该死”和“does”即“做”的怪发音———译者注）和其他布鲁克林口音，让生长于南部的古德纳很难听懂他的话。他的诨名一点也不令人吃惊，叫“布鲁克林”。另一个18岁的射手来自新泽西州的克利夫塞德帕克。机首射手是哈利·戈雷葛里安，和色雷达里安一样是亚美尼亚裔美国人，只不过是来自底特律。飞行机械师杰罗姆·巴雷特20岁，来自纽约市。他父亲有一个化工厂，在洛克菲勒中心占了两层楼，他的隔壁邻居是百老汇明星埃塞尔·默尔曼。古德纳立刻就喜欢上了他———这两个男孩，一个来自中央公园西边，一个来自田纳西州的克利夫兰，一拍即合。鲍勃·彼得森，球形炮塔射手，是一个“老人”，结婚了，还有两个孩子。
这样，来自全国各地、不同背景的美国人互相认识了。对他们中的每个人而言，比如说麦高文和他的机组成员、巴斯金和他的机组成员或者巴莫尔和他的机组成员，大家都有了更丰富的生活经验。因为战争，他们到了美国的各个地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从来没想过会去这些地方———而且还要去欧洲。
除了飞行员和副驾驶，大多数机组成员以前都没走进过B…24，他们有很多东西要学。机组成员发现，仅仅是进入B…24就很困难。托马斯·奇尔德斯在《晨之翼》一书中描述了这个过程：“投弹手、导航员、机首射手被迫蹲下，几乎是手抱着膝盖，通过前轮舱，横着走到自己的位置。”在里面，这三个人不得不把自己挤进狭小的容器中。投弹手蹲坐在射手右边的小凳上耸肩观察投弹视野，或者就直接坐在地板上。导航员坐在一个很小的凳子上———实际上小得都不能坐———前面是制图桌。防水壁上薄薄的一个架子把机首和驾驶舱分开。平视过去，导航员能看见飞行员和副驾驶的脚。
奇尔德斯继续写道：“其他机组成员从离地三英尺的炸弹舱门那儿爬进飞机，一旦进入能站直了，就穿过窄窄的过道，向前挪动到驾驶舱或者向后挪动到机身中部。”无线电员坐在一张小桌前，面对着无线电设备，正好在副驾驶的后下方。起飞时机械师站在飞行员和副驾驶之间，帮着监控引擎和各种仪表。飞机在空中时，他站到飞行员后面，恰好在无线电员对面。如果需要，他就爬进球形炮塔，站在一个金属杆上———离无线电员头部也就几英寸。机身中部射手、球形炮塔射手和机尾射手使用天桥进入位置。尾部射手站在一个小平台上，双腿放进炮塔，那儿没有足够的空间让他带上降落伞。机身中部射手———1944年以前是两名，此后变成一名，因为来自敌人战斗机的威胁减少了———站着。在高空，刺骨的冷风呼呼地从机身中部窗口刮进来，使得机身中部射手、球形炮塔射手和机尾射手的处境苦不堪言，他们身上和武器上都结了一层薄霜。
正如麦高文所说，球形炮塔是飞机上最令人不舒服、孤立无依且胆战心惊的战斗位置。“射手爬进球形容器，关上舱盖，然后往下进入位置。”他们被挂在飞机下面，从两膝之间向下凝视着大地。尽管所有的球形炮塔射手块头都不大，但没几个人能在那么小的空间里带着降落伞。如果需要跳伞，他们要依靠机身中部射手。后者用液压系统升起炮塔，并帮他们爬出炮塔，系上降落伞。这就是所谓的信任。
除了极度的不舒服之外，由于B…24机舱内还没被加压，飞到10，000英尺以上，里面的人就必须戴上不合适的橡皮氧气面罩，一次要戴数小时。他们穿着电热飞行服（上面插着变阻器），但一旦电路短路或者受到损害，电热飞行服就毫无用处，因此还要穿上几层厚衣服。这样，在这架让人产生幽闭恐惧的飞机里，他们的动作更加笨拙，也慢得令人难以忍受。
在所有的陆军航空队B…24训练基地，人们均脚步匆匆，飞行练习像是无穷无尽。最危险的是夜间编队飞行。古德纳军士告诉他的父母：“B…24是不错的飞机，而我们失去了好多架这种飞机。从我来到这里至今，我们已经损失了七架。”一次，夜间飞行中队指挥官———一位飞越德国上空35次的老兵———呼叫编队中的飞行员：“靠近，靠近。”法林顿少尉慢慢靠近他的飞机。古德纳听到机身中部射手在对讲机里嘀咕：“上帝，现在我都能和他们的机尾射手握手了。”
到达林肯一周后，麦高文看到了他的机组成员。他的胡子刚开始留，担心“我能否让机组成员信任我，让他们觉得在一个21岁的飞行员手中会安全”。他的副驾驶拉尔夫·“比尔”·朗兹想成为一名战斗机飞行员。他的一个朋友回忆说：“这家伙就想做战斗机飞行员。”但陆军航空队偏偏和他作对，把他从战斗机飞行员训练中淘汰了。上级说如果他想驾驶飞机，可以去做B…24的副驾驶。他采纳了这种选择方案。
起初，麦高文有点担心，因为朗兹驾驶的时候，“想把B…24当战斗机开。他会猛冲猛转，把机组成员吓得要死要活的”。但随着实习的继续，麦高文开始佩服他的能力，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