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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卷对于整个人类的关系，就好像记忆之与个人的关系一样”，而同
时，“书又培育了每一代人。它不仅是长智长慧的钥匙，开启了人类走向一
个又一个未知世界的门扉，而且是一艘永动的航船，把人们从狭隘的地方，
载向无限广阔的生活海洋”，当然，它更是“人类进步的坚实阶梯”（秋禾
《读书之乐》，载《中国读书大辞典》卷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 年5 月初
版）。或如曾兼职台湾大学图书馆学系的著名学者彭歌先生所说：“书籍绝
不是无声无感的东西，而常常是具有‘动力’的，足以转变历史进行的方向
——有时候是往好处变，有时候是朝坏处变。”（彭歌《唐斯博士与改变历
史的书》，载《改变历史的书》卷首，台北纯文学出版社1968 年初版）
以书目形式对图书与社会历史进退之间的作用与反作用关系加以总结表
述，在20 世纪20 年代末就有西方学者予以注意。1929 年，美国文学评论家、
作家考利（Malcolm Cowley，1898—？）同史密斯（BernardSwith）在其合
著的《改变我们心灵的书》中，就公布过一个由当时美国知名的教育家、历
史学者、文学批评家、讲演家、宣传家等共同选出的书目。在推选过程中，
曾被提名的书籍多达134 本，后依得票多寡进行决选而排出12 本。其宗旨是
遴选“对于当代美国精神影响最为重大的书籍”。这项具有开创意义的活动，
在当时引起了美国公众的注意和兴趣，其影响力久久不衰，效尤者继起不绝。
“影响美国特性最大的10 本书”、“改变美国的25 本书”以及“美国历史
上里程碑式的32 本书”等层出不穷。直至3 年前，日本讲谈社还组织过一个
由教授、诗人、作家和学者组成的评审团，对此前120 年间出版的所有书籍
进行了长达40 个小时的深入讨论后，选出了“影响日本近现代文化的100
本书”，此举轰动了日本社会（参见日本讲谈社编印《现代》1991 年1 月号）。
然而，意义更为恢宏的“影响书目”的遴选活动，是在1945 年。英国作
家奚普（Horace Shipp）不加时间、地域和内容、主题的限制，只就“最重
要的书籍”，选出了包括《圣经》等10 种书在内的“震撼世界的书”。其后，
又产生了“影响世界历史的10 本书”、“改变世界的16 本书”、“塑造现
代文明的110 本书”、“世界最伟大的30 份文献”，乃至1985 年由美国《生
活》杂志社在数以百万计的读者中间，展开的推举以“人类有史以来的最佳
书”为主题的大型公众参与活动而产生的“人类有史以来的20 本最佳书”。
相形之下，中国学者在这方面的工作却显得迟滞寂寞，不仅很晚才出现
由中国文化学术界人士针对人类文明所推选的“影响书目”，就是仅限于影
响国人自己的书目的推选，也缺乏应有的影响。前者已有苏浙生编著的《影
响历史进程的100 本书》（文汇出版社1992 年版），后者仅见的是台湾学者
龚鹏程等人在编著《国史镜原》（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86 年版）时，公布的
自上古以迄民国间选出的包含139 种单篇的“改变中国的划时代文献”，以
及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王余光教授主持编著的“影响中国历史的三十本
书”（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在1990 年以同名结集出版）等。
我在总策划180 万字的国家“八五”重点图书选题规划项目《中国读书
大辞典》的过程中，对中外“影响书目”曾竭力搜集，并撰写成词条，安排
在该书《读书博闻录·中外读书珍闻》类内。经统计，约得30 种。今综论“影
响书目”如下，以期我国目录学界乃至文化学术界的注意。
在对“影响书目”作出科学的定义之前，有必要先综合考察一下自本世
纪20 年代以来中外所产生的“影响书目”的类型：
按照影响书目的“遴选主体”（即书目制作者），可划分为个体作者的
或集体作者的两类。由个体作者遴选的“影响书目”，往往表达了他作为一
个学者或作家，对“图书与人类进步”这一主题的独具一格的思想认识。前
者如由图书馆学家、美国前全国图书馆协会主席、伊利诺大学图书馆馆长唐
斯博士（Dr。Robert B。Downs）先后遴选的“改变历史的书”和“自1492 年
以来塑造现代文明的111 种杰出名著提要”（在我国出版时，由译者改译为
《塑造现代文明的110 本书》）。后者如 1985 年由美国《生活》杂志社经
过票选排列出的“人类有史以来的20 本最佳书”。此类书目常常反映了主持
者和参与者在特定时期的文化评价取向。
按照影响书目的“遴选范围”，可划分为全球性影响书目、地区性影响
书目或名人影响书目。全球性的影响书目，迄今为止多是由特定国家的作者，
而不是全球代表性的学术文化团体来遴选的，因此，它表征出特定区域特定
作者的文化认知，但往往有一定的局限，这对照一下各国学者所遴选出来的
具体书目便可了然了。如在唐斯博士个人选出的“塑造现代文明的111 种图
书”的目录中，就没有考虑以中华学术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和以俄罗斯文学为
代表的斯拉夫文化对世界现代文明的独特而伟大的贡献，因此两者竟无一书
入选此目，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书目作者的“西方文化中心论”倾向。
地区性的影响书目如 1991 年初日本遴选出的“影响日本近现代文化的100
本书”，总结并评价了日本明治、大正、昭和年间的文化，其中有98 本被认
为是“代表现代日本智慧”的“今天读来还是很有意思”的好书，因此，它
具有一定的文化表征意义。而名人影响书目，如“影响列夫·托尔斯泰的书”、
“影响梁实秋的8 本书”等，往往具有深厚的个案意义，显示了被影响者独
特的历史文化背景，对于研究其文学或学术道路有着重要的意义。如列夫·托
尔斯泰在1891 年答复俄国圣彼得堡一家出版社的有关咨函时，所开列的包含
有《圣经》、《一千零一夜》等书的那份影响书目中，于叙述完具体一种书
对自己的影响所在时，还常常缀以“影响极大”、“影响巨大”之类的评语，
以表明该书对其创作生涯和人生历程的“重要影响度”。
按照影响书目所涉及的“时间跨度”，可划分为通史性的或断代性的。
前者如“人类有史以来的20 本最佳书”、“改变世界的16 本书”、“影响
中国历史的30 本书”等，多在人类历史的长河里，从经济、政治、文化和科
学等诸多层面加以横向的与纵向的比较后遴选产生，其书目往往勾勒出人类
或特定地区的文化史纲。后者如“影响日本近现代文化的100 本书”，它仅
限于日本近现代史时期中120 年间的出版物；如“塑造现代文明的111 本书”，
明确为“自1492 年以来的。。杰出名著提要”；如台湾《中国时报·开卷专
刊》在1990 年遴选出的“影响台湾40 年的40 本书”，其主题即为：“我们
都是看这些书长大的——票选40 年来影响我们最深的书籍。”
按照影响书目的“主题范围”，还可划分为综合性的或专题性的。前者
如“震撼世界的10 本书”、“改变世界的16 本书”，后者如“影响美国文
化的12 本书”、“影响美国特性最大的10 本书”等；按照影响书目所针对
的文献类型，则可划分为篇章型的，如“世界最伟大的30 份文献”、“改变
中国的划时代文献”；或典册型的，如以上所举绝大部分的书目。。但这已
趋于琐屑，目前尚无细分之的必要。
简之，同一个“影响书目”，可能由于划分的标准不同而交叉属于若干
不同的书目类型之中。这一方面为人们判断具体书目的归属带来了困难，但
另一方面，也为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具体认识“影响书目”的要素、特征、
性质和意义提供了必要的观察点，进而成为指导人们研讨或编制“影响书目”
所必需的知识依据。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已不难为“影响书目”下达这样一个定义：影响
书目是人们以图书文献对人类历史的作用程度而有目的地遴选出来的图书文
献目录。如果要用唐斯博士的见解来补充表述这一定义，那就是：“书是一
种极有力量的工具与武器，其动力有时强大到足以影响历史发展的方向。”
（唐斯《改变历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