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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剩下扉页上这41 个字了？
《风雨中的雕像》是以人物的主体精神为脉络，精心梳理编结而成的文
化随笔。作者咀嚼着“那个时代”的晦涩，饱蘸着人物命运的苦墨，凝神于
传主遗留下的照片墨迹，在一个新的视角和层面上，为我们重现了落难中的
一代文化名人，在那特定年代里的不同神采风致。
于是，在李辉的笔下出现了“总是承受着精神矛盾，为他所追求所忠诚
的理想和事业忘我工作”的邓拓（1912—1966）；“他的身份，他的倾向和
态度，都决定了他不会超越他的时代”的吴晗（1909—1969）；“他不奢望
自己是一个叱咤风云的英雄，也不把思想的批判作为一己的责任”的老舍
（1899—1966）；心灵“在时代重压下悸动”的同时，“善良和天真，在一
次次政治运动中，被消磨，被淡化”的萧乾；“仍然保持着艺术家的气质，
个人的性情也不像有些人那样，完全被岁月和政治风雨侵蚀殆尽”的田汉
（1898—1968）；“一个在历史烟云中没有失去自我”，并从而拥有了一个
“思想者的勇气”的赵树理（1906—1970）；“不会如同真正具有政治家气
质的人那样，将个人色彩淡化到最低限度，让个人性格、个人情绪，完全消
融于政治需要之中”的冯雪峰（1903—1976）；“在历史变幻的关键时候，
凭做人的原则，凭一如既往的倔强，牢牢把握着自己的人生走向”的胡风（1902
—1985）；“一直把文化创造视为神圣事业”而不得不“走进苏东坡的世界”
的黄苗子、郁风；一个当年闻名报界的记者，《联合日报》、《晚报》的创
办人，“却在自己人的监狱里”，办了7 年的狱中黑板报的刘尊棋。。凡此
人事，作者都从不同的方位上，对他们表现出了博大的同情和深邃的理解。
《凝望雪峰——关于冯雪峰的随感》和《书生累——关于邓拓的随感》，
是本书中两个重要篇什。在这里，作者所努力着眼的，往往是“一个特殊的
文人性格”（《凝望雪峰》）。尽管作者曾经这样表示过：“我们没有他们
相似的经历，也就没有了置身于历史之中的切身感受。我们只能是旁观者，
站立在岸边观看历史风景，可以让心情常常处在平静状态，让目光尽可能地
冷静。”（《书生累》）并自励道：“。。应该更加冷静，更加超脱，多一
些理性的目光，在不同人的历史遭际中感受他们，理解他们，由认识性格而
走进历史深处。”（《凝望雪峰》）
然而渗透在对人物故事客观叙说中的这种同情和理解，使《风雨中的雕
像》的作者，常常发生超越出具体人事的跨时凌空式的感喟，从而让这部书
增添了几多凝重的心灵震撼力。如在《碑石——关于吴晗的随感》一文中，
当谈到吴晗曾经从旧书摊上购到过一册《碧血录》，“似乎是这样一些东林
党人的悲剧，让吴晗花费更多的气力，写出了他年轻时的力作”——《胡惟
庸党案考》（1934）时，善感的作者不禁心旌激荡，在键盘上用力敲下了这
样一行又一行的文字：
他是青年。青年应该是拥有激情拥有热血的一代，他们对人世间的一切不平事，不
管历史久远或者新近，都容易感受到强烈刺激，也最容易诱发他们去追寻，去研究，并在
论说这样一些事情的过程中，获得心灵的丰富。
所有不平事中，历史冤案对于年轻学人，可能是最有诱惑力的课题。冤案必然是悲
剧，而且浓缩得无比沉重，不能不注视它，却又不愿触及它。它总是以一种复杂而奇怪的
状态，让古往今来的许多人在它的周围徘徊。难以言说的起因，大起大落的曲折，意想不
到的结局，所有悲剧因素，都能构成一部大书。
是悲剧，就有了震撼力；是悲剧，就能让青年人将对历史的好奇，变为深沉的追寻，
从而对生命的体验，便多了一些内容，对历史的拷问，也多了一层悲凉。
当然，这自然也可以看作是40 初度的《风雨中的雕像》的作者，关于撰
著本书中各个篇目时的心灵自白。
假如说一切的历史研究都是当代史的话，那么，我们必然承认，随着《风
雨中的雕像》一书的一印再印（今年1 月初版印行6000 册，至4 月就又加印
了1 万册），李辉先生对“文化大革命”中蒙难文人研究的成果，对于认识
中国过去和警戒未来，都不会是无声无息的，它将发挥出足够的思想力量。
这是因为，作者在对文献资料的解读、对旧日人物的采访、对社会悲剧的追
索和对文化因缘的考察之后，所刻意写下的这一篇又一篇随感，已经超乎寻
常的书斋学问之上，而落实到对社会走向和人文取向的终极关怀上。
仅就案头学问而言，作者通过自己对人物遭遇的思索所提出的一些问
题，已足以构成一个个人物的研讨课题。如作者注意到：“在二三十年代中
国文坛，留学欧美或在欧美逗留过的人，几乎大部分不属于左翼，这与留日
学生构成左翼队伍的主体，恰恰形成鲜明的对照。他们或者是被作为资产阶
级的代言人受到攻击，或者被认为作品中充满小资产阶级情调等等而被贬
斥，或者因埋头于故纸堆钻研学问而被批评为与时代脱节。他们同样是一串
醒目的名字：梁实秋、林语堂、冰心、徐志摩、闻一多、宗白华、巴金、朱
光潜、梁宗岱、冯至、老舍。。”（《落叶——关于田汉的随感》），到了
“文革”时期，“作为一面旗帜，鲁迅仍然被高高地举起。可是，他所代表
的30 年代左翼队伍，却偏偏全军覆没”。（《风雨中的雕像——关于胡风的
随感》）其故安在？其间的悲剧意义又何在？要研深究透中国现代文学史，
显然不能回避对类似问题的深入探索。
正是这样严谨的思考和敏锐的发问，使《风雨中的雕像》的作者厚积而
薄发的随感，在沉郁之外，还能让人隐隐感觉到蕴藏于其后的丰沛的学术含
量。作者说过：“与文化老人面对，与各种不同性格不同命运的文人面对，
实际上也就是面对历史风雨中的一尊尊雕像。”在我的雁斋中，同样为“那
个年代中受难的人们”塑像立传的，还有版本时代更早些的《沉重的1957—
—不应忘记的过去》（百花洲出版社1992 年版），本书作者叶永烈通过对罗
隆基、王造时、彭文应、葛佩琦、庞薰琹五人的采访和纪实，旨在提醒人们
不要忘记对那个“沉重的1957”的追念：“当历史的迷雾已被拨开，当沉重
的悲剧已成为过去，中国在这里沉思。。”（本书封面《题记》）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孟浩然《与
诸子登岘山》）当包括叶永烈、李辉在内的后辈凭吊起历史这沉重而惨痛的
一页又一页，也许只有巴金、萧乾等前辈所提出的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
才是“永志不忘曾经在中国大陆发生过的那个时代”的最好方式？就如慕尼
黑达豪集中营博物馆永远陈列着法西斯的残酷，以表示德意志民族永远自省
希特勒带给包括自己同胞在内的人类的灾难一样。
（1997 年7 月13 日）
《被调整的目光》
《被调整的目光》的书装，既没有《万历十五年》的庄严，也没有《文
化苦旅》的旷远，15 篇、凡18 万字的深入浅出的随笔文字，就这样被大32
开窄幅开本包裹得严严实实。假如你的目光不能敏锐地穿透封面上两扇镶嵌
着铜铺首的历史门缝，去窥视本书封底上才略有示意的深邃堂奥的话，那么，
你注定是同《被调整的目光》这部初版才印5000 册的好书无缘了。
复旦大学历史系科班出身的姜鸣先生，之所以能完成《被调整的目光》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年12 月版，309 页，定价18。50 元）这部主要是以
近代史为题材的随笔，实际上完全得益于他对历史遗迹的特殊爱好。他在本
书《后记》中回忆道，他常常充分利用到京公差的短暂逗留，不失时机地去
寻访散布在北京街坊胡同中的历史陈迹。他表示，这种“满城乱跑”的经历，
“很有趣味也很有收获”。事实上，这种实地踏勘和人物蹑踪，确是能够增
添许多关于历史的观感和文化的领悟的。从远的方面来说，此亦司马迁“探
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史记·太史公自序》）之义。
本书就是作者访求故都历史遗迹以后，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