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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一个估计不至于再迁移的家”。
《搬家史》当然是一部萧家的搬迁史，然而事实上，更是一部当代知识
分子的辛酸史。阅罢这个真实的关于一个知识分子在五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
的遭遇，实际上我们已不难认识到本世纪中叶以后中国社会生活不正常的源
流，以及当今许多社会病的症结了。这在第二篇《在大酱园子里》、第五篇
《又没家了》等篇中描写分析得比较深刻。
经历了政治的风波和人事的挫折，萧乾也从“书卷气”中明智了起来，
一度追随起“苟全性命于乱世”的世俗哲学。如在1955 年即已体会到：“尽
量不写信，也不保存朋友们的来信，免得相互牵累。倘若非写不可，也只限
于事务。语句要一清二楚，无可推敲。”（《在大酱园子里》）熟悉现代文
学掌故的人都会知道，当年鲁迅先生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就曾这么干过。到
了1961 年，则“我那时已学得什么都装在肚子里，谁也不信任了”（《以场
为家》）。再后来便产生了“飞跃”，认识到：“在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再
也不可躺倒挨打了。不当猫，就必然得当老鼠。”（《避风港》）诸如此类。
由此我们不难窥见，在非常时代的压迫下，一个文人心灵被扭曲异化的历程。
作为一部真实反映生活现实的书，《搬家史》所涉及的人，大多至今仍
健在，而且活得很滋润。惟其真实，以萧老狷介耿直的本性，笔触之端自然
不免伤人。从这一层意思上讲，这部书也许会如作者所预计的那样，会“冒
点风险”的。
然而，既然社会不能“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既然时节又恰逢“难忘
的1957 年”的30 周年，那么有此一部书又有何碍呢？冒点风险又有何惧呢？
因为有了它，可以“让后世也了解一下这段历史，他们从而会更珍惜自己享
受到的稳定日子”（《终于又有了家》）。这正是一个历尽沧桑的长辈的诚
意。
让我们同萧乾先生一起衷心祈祷“居者安其家”这种美好生活的来临吧，
让我们衷心祝福那怀抱着“什么山川都无从阻挡的依恋之情”而飞返祖国安
家的信鸽吧，我们多么希望这部空前的“搬家史”，是一段永远绝后的历史
呵。
（1988 年10 月2 日，北京西城灰楼）
《李方舟传》
同任桐君女士的《一个女教师的自述》所不同的是，《李方舟传》的传
主并没有任女士那般豪气干云的心志和曲折坎坷的奋斗经历，正如《李方舟
传》（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年2 月版，大32 开，平装146 页，定价11。50
元）的作者朱东润先生在书前书后所陈述的：
这部作品所写的，是寻常巷陌中的一位寻常妇女。她有她的崇高理想，也曾为社会
做出一定的努力和贡献。由于没有得到应有的支持，她失败了，可是她的失败并不能掩盖
她的努力。人是应当有理想的，但是他的理想是否能够实现，并不完全掌握在他自已的手
中。
为了国家的需要，她办过缝纫组，她办过食堂。她曾经在第一宿舍担任居民小组长，
因为缺人负责的关系，她跨过马路，到第二宿舍再兼任一个居民小组长。为了食堂的需要，
她一天亮就工作，除了午后略为休息外，又从下午起再一直干到晚上。至于在泰兴办缝纫
组的事，那更不必说了。。。在国家需要我从泰兴到四川工作的时候，她毅然决然地让我
走了。我还有些留恋，但是她却肯定地让我走了。。。然而，这样的一位家庭妇女，竟被
威逼到自杀的地步。
朱先生在这里所指称的“她”，便是本书的传主“方舟”。而传主的原
型，就是朱先生的夫人邹莲舫。所谓“方舟”，即是“舫”字的左右拆字；
而作品中的“敦容”，则是作者自己，取其名字“东润”二字的转音而来。
古来“悼亡”之作大多走的是悲婉凄清一路，像朱东润先生这样，怨而不哀、
愤而不悲的传记作品，尚不多见。
《李方舟传》部头并不大，虽然号称传记，实际篇幅却不足10 万字，不
过是一部“小传”。这部小传分为9 章，其篇目依次为《方舟的家史》、《方
舟上学》、《结婚以后》、《敦容到武汉去的九年》、《敦容的归来》、《敦
容去得更远了》、《四川的归人》、《大爱和小爱》，以及《在大跃进的年
代及其后》。生活中的邹莲舫女士，是在1986 年11 月30 日下午在家中自尽
弃世的。但是，作品却只写到1965 年12 月6 日老夫妇俩为庆祝敦容70 岁生
日，而同游上海郊外的古漪园，听到当地女艺人呜咽悲苦地弹唱“自谓身世
永相保，岂知一夕摧风烟”那首曲子后，双双怅惘离开为止。
意味深长的是，《李方舟传》是朱东润先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悄悄
写定的，但是当“文革”结束以后的1978—1979 年间，他宁可为此增写一篇
不短的“后记”，却没有将方舟那最后三年，受他这位所谓的“资产阶级反
动学术权威”的株连而遭受迫害，卒至自绝人世的生活历程补叙出来。这位
传记文学的资深学者，终于还是为后人留下了一段不可弥补的空白。
诚如传记作者所言，李方舟确是“寻常巷陌中的一位寻常妇女”，然而，
在中国历史上，不正是千千万万的李方舟们辛勤地生儿育女、相夫教子，从
而推动着民族繁衍、人类进步的滚滚车轮吗？那么，作为民族脊梁的一分子，
她们的终于被压垮摧折，究竟是“谁之罪”？
朱东润先生没有说。他只是在《序》中特别地交待，1965 年“古漪园中
的秋游是实写。那一天方舟夫妇正在贪图温馨的秋阳灿烂的秋色。勤劳壮健
的劳动人民，正在准备迎接一个蒸蒸日上的新时代”。而“是不是我们可以
一路平安地走下去，历史已经作出结论”。他又在《后记》的末篇中写道：
“1978 年，许许多多不见天日的人重见天日了，许许多多的冤案、错案、假
案平反了。许许多多的‘反革命’是‘真革命’了，许许多多的‘右派’是
‘左派’了，许许多多不是共产党员的人经过审查和考核，被接受为‘共产
党员’了。天下变了，然而这一切，莲舫是听不到，也看不见了。”真是不
堪回首，欲说还休。
看来，朱先生实在是不情愿说，似乎他也无颜补叙从1965 年以来的那段
包括他“亲爱的人”在内的人民惨史和民族浩劫。他宁可为读者留下一个包
括他“亲爱的人”在内的善良的人们，对“蒸蒸日上的新时代”的希冀和向
往。倒是为《李方舟传》一书写作《前言》的朱门弟子章培恒先生在文章的
结束时，感愤难抑地向世人道明了他的老师为“寻常巷陌中的一位寻常妇女”
作传的真谛——
人的生命的价值是相等的，一个生命的不自然的毁灭，总能使人憬悟到一些什么，
多数读者在读完了本书以后是会有所得的吧。
（1996 年9 月18 日）
《风雨中的雕像》
《风雨中的雕像》所展示给世人的并不是一组人们陌生的形象。邓拓、
吴晗、田汉、老舍、赵树理、冯雪峰、胡风、萧乾、黄苗子、郁风、刘尊棋，
我们虽不能个个道其生平事迹之详尽，但其人生遭际、道路始末大抵是知道
的。所以，这是《风雨中的雕像》一书的易于被人忽视处。
但是，假如你随意打开书中的一页，用上抽几口烟的工夫仔细地来读上
几行，那么，你会强烈地感受到此书字里行间的与众不同之处。原来作者李
辉对这十来位文化人的后半生的叙说演绎，并不是平铺直叙的，而是跌宕起
伏的，贯注着作者的感性理解和理性思考的。“文似看山不喜平”，这部《风
雨中的雕像》（山东画报出版社1997 年1 月版）因此也就有了看头。
“为了一个不应忘却的年代/为了永远从历史的恶梦中醒来——谨以此
书献给在那个年代中受难的人们”，这是作者用沉重的笔写在本书扉页上的
《题记》。由此不难窥见作者在写作书中那一组组文字时，心中激荡着的情
感波澜和蕴含着的庄严使命。为此，当作者把此组文章结集为本书时，终于
欲说还休，竟然没有片言只字的前言后语来作一常规性的交待。莫非当作者
的文心笔胆随着本书中那些多灾多难的文化人的厄运而奔腾起伏过后，终于
只剩下扉页上这41 个字了？
《风雨中的雕像》是以人物的主体精神为脉络，精心梳理编结而成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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