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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这场风波卒使梁氏有口难辩，终于被诬持有“与抗战无关论”几达半
个世纪之久），其文在高屋建瓴地提倡“抗战有关论”以外，还提出了一个
“即使是住房子，也还是与抗战有关的”的问题，内有“假使此公原来是住
在德国式的建筑里面的，而现在‘硬是’关在重庆的中国古老的建筑里面”
等语。为此，梁实秋先生在文章中敏感地辩驳道：
我相信人生中有许多材料可以写，而那些材料不必限于“于抗战有关”的。譬如说
吧，在重庆住房子的问题，像是与抗战有关了，然而也不尽然，真感觉到成问题的，只是
像我们不贫不富的人而已。真穷的人不抗战时也是没有房子住的，真富的人现在仍然住的
是高楼大厦，其富丽不下于他们在南京上海的住宅。
讲到我自己原来的是什么样的房子，现在住的是什么样的房子，这是我个人的私事。
不过也很有趣，不日我要写一篇文章专写这一件事。。。
（《副刊于我》，载《梁实秋文坛沉浮录》）
也难怪当日梁先生闻“罗逊”之言便要跳将起来抗辩，因为彼时梁氏在
重庆甚至连“雅舍”这样的“仅避风雨”的居室还未觅得，只是独身一人栖
居在临江门中国旅行社的招待所里！这对于素心讲究“和谐的家庭”、久持
“吾爱吾庐”观（梁实秋《槐园梦忆》）的梁氏来说，蛰居“陪都”而中馈
虚空，真是无室无家之时，其心情之恶劣可知。而罗逊此时来触其“霉头”，
岂非可恨！
更何况，在当日的时代氛围里，这样一个关于房子的“冤枉”，是万万
吃不得的。要知道，当时身居何等样式和何等规模的房子，实关乎主人所属
的“阶级”，且是号召民众要否将其“打倒”的重要依据。“罗逊”先生的
话，原不是无意为之的呀！其间“杀机”，正暗伏于闲笔零墨间。关于此番
论争，感兴趣的诸君是不妨去读读《梁实秋文坛沉浮录》（李正西、任合生
编，黄山书社1992 年1 月版，大32 开平装，432 页，定价5。80 元）一书中
“梁实秋文坛沉浮的背景资料”和“有关批判和研究梁实秋的资料”这两个
单元的。
没想到当时随口许诺于读者的专写住房之事的“一篇文章”，竟然到两
年以后才落笔，而且写得如此温和宜人。其实，梁先生在上述辩辞中所致慨
的穷富人等住家“与抗战无关”数语，原是与其个人的阅历可相印证的：“德
国式的建筑”相对集中分布的青岛，本是梁氏全家驻足过四年的地方；而梁
先生在辩辞中，又主动多说了南京、上海两地。对于甫到重庆的梁实秋来说，
宁、沪、青三地，确是他有生以来载室载家的地方。“罗逊”之言实属“事
出有因”。
梁实秋先生在《雅舍》一文中曾自我表说道：“讲到住房，我的经验不
算少，什么‘上支下摘’，‘前廓后厦’，‘一楼一底’，‘三上三下’，
‘亭子间’，‘茅草棚’，‘琼楼玉宇’和‘摩天大厦’，各式各样，我都
尝过。我不论住在那里，只要住得稍久，对那房子便发生感情，非不得已我
还舍不得搬。”时年38 岁。
38 岁以前的梁实秋，多次努力营建过自己的小家。他为与程季淑小姐婚
后生活而建的第一个“爱巢”是在南京，位于当日东南大学校门正对面的葵
巷4 号的平房。可怜梁氏数月间“天天四处奔走购置家具等物”（梁实秋《槐
园梦忆》，下同）的结果是，作为新娘的程小姐仅仅到此住了五天，就为形
势所迫，不得不双双抛弃这个由夫君“煞费苦心经营的新居”作东南行。
1927 年的上海，就这样接纳了这对逃难而来的小夫妻。于是，“安定畅
快”和“相当狼狈”兼而有之的独立家庭生活，就此开始。在告别为期半月
的借居地以后，梁氏夫妇租住了一处上文提及的“一楼一底”的房子。“别
看一楼一底，其中有不少曲折”，这是梁实秋先生在《住一楼一底者的悲哀》
一文中写出的隽言，如今能为旧上海此等民居存此生动旧影的，恐怕就推梁
先生的这篇妙文了。
可能是为了抛却这种“悲哀”，寻求家居的欣悦，次年他们便急不可待
地搬入了一处“二楼二底”的住宅。第三年，则再次乔迁到一栋三楼的房子
里，据说环境条件较前两处有大大的改善，有了阳台、壁炉、浴室、卫生设
备等等。然而，梁实秋肩负养育家人的重任，却不能在此家居环境中安度稍
息。真如、徐家汇、吴淞是一个“大三角”，他每天要坐电车、“野鸡汽车”、
四等火车赶三处地方教学，整天奔波，所以“每天黎明即起。。”就这样，
在上海三年，他们搬了三次家。
1930 年夏，梁实秋因为接受青岛大学聘约，移家青岛后一住四年。在此
地，他们仅仅搬过两次家。先是在鱼山路4 号一处“四楼四底”的房子里，
离开汇泉海滩很近。次年便搬定到附近7 号的一个新楼里，“四上四下，还
有地下室，前院亦尚宽敞”。在客居者的建议下，房东父子很快就在院内植
下了樱花、西府海棠、苹果等花木，这使梁实秋夫妇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
象。而数十年后轰动世界文坛的《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工程，便也在这样
优美而惬意的家庭中启动了。
我以为，在20 世纪以来的新文学作家中，梁实秋先生可能是对自己的家
居环境最为在意的一位。他后来就曾不止一次地自诩道：“关于居住的经验，
我的一份是很宏富的”（《平山堂记》），“讲到住房，我的经验不算少”
（《雅舍》）。其原因概之有二：一是从小生长于北京平栏胡同（后改称“内
务部街”）20 号这个“北平的标准小康之家”（《岂有文章惊海内——答丘
彦明女士问》），因而于家居有讲究的传统，并演而为人生洁癖（梁氏所写
《疲马恋旧秣，羁禽思故栖》一文，即系怀念其北平旧家之作）；二是建立
在自由恋爱基础上的“和谐的家庭”所宜需。当年，他们夫妇孤悬沪滨，只
能在上海屋檐下的“一楼一底”式的胡同房子里过日子时，因为凤凰于飞、
琴瑟谐和，所以颇能安贫乐命：“我们虽然僦居穷巷，住在里面却是很幸福
的。季淑和我都同意，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比自己的家更舒适，无论那个家
是多么简陋、多么寒怆。”（梁实秋《槐园梦忆》）
1934 年7 月至1937 年6 月底这整整三年，梁实秋是携妇将雏地同双亲
一起，在北平内务部街20 号的祖居内度过的（梁氏生于此院西厢房，15 岁
时随同长辈一起移居大取灯胡同7 号，1934 年 7 月迁回）。因为抗日战事
日迫， 1938 年秋冬之交，梁实秋孤身一人由汉口出发，“从此入四川，与
季淑长期别离六年之久”。于是才有了本文开篇在“大后方”的重庆主持《中
央日报·平明副刊》而“惹是生非”的一幕。
由此迤逦说来，青岛的“红瓦绿树”同梁氏也非无缘，只不过他所赁居
的“四上四下”却不是德国人所造，而是当地一位铁路局职员“以其薄薪多
年积蓄”（梁实秋《忆青岛》）而成，房东和房客原来同属于劳动阶级。因
此，“罗逊”之言虽然事出有因，却是“查无实据”。
经过了抗战期间六年的夫妇暌别，梁实秋对于离乱生涯有了不堪回首的
痛识：“在丧乱之时，如果情况许可，夫妻儿女要守在一起，千万不可分离。”
因为有此一段经历，所以，梁氏夫妇为了“不愿别人再尝这个苦果”，往往
遇有机会，便会向人说教上述这节教训，供人鉴戒。由此也可看出梁氏夫妇
的一片仁爱之心。当然，这是后话。
梁氏38 岁以后的文章，虽然还时以“雅舍”为标目（如《雅舍杂文》、
《雅舍怀旧》、《雅舍谈吃》和《雅舍译丛》等，形成系列作品），但是实
际上，其家居的变迁也还有些不可不说的故事。
中年以后的梁实秋，在营造家居环境方面的最大的手笔，莫过于在到达
台湾以后，断然放弃台湾师范大学提供的台北市云和街11 号的日式宿舍。他
是于1952 年夏天迁入此地的，尽管多处地板软塌，格局也不方正，尤其要命
的是雨后积水便状若“水牢”，但是此屋此房仍令同人有“豪门”之叹，以
致于“倏迁者”甚众。考虑到原屋潮气对夫人的健康不利，1958 年夏秋，梁
实秋先生接受朋友的建议，毅然决定买地建屋。
1959 年1 月迁入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