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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3月，胡锦涛同志在再次当选为国家主席后表示“诚心诚意接受人民监督，干干净净为国家和人民工作。”这是对全党和各级领导干部的警示，道出了问题的关键，就是“人民监督”。
我们看到，互联网在中国社会崛起9年来，网络民意与公权力进行了多轮博弈。人民网率先揭露的南丹矿难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2001年7月17日，广西南丹龙泉矿冶总厂所属的拉甲坡矿和龙山矿发生特大矿井透水事故，造成81人死亡。按规定，特大安全事故须在24小时内报告中央，而南丹矿难却被隐瞒了整整17天！《人民日报》驻广西记者站闻风而动，7月30日向总社发回第一篇内参《关于广西南丹矿井事故的紧急报告》，7月31日给人民网传回第一篇公开报道《广西南丹矿区事故扑朔迷离》。这是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发布的第一篇自采新闻，点出了南丹事故被隐瞒不报的要害，立即被众多网站广泛转载。 然而，就在同一天，广西壮族自治区两个主管安全生产的单位上报中央的一份报告中仍称，“所谓南丹事故纯属是谣传”。8月2日一早，《人民日报》驻桂记者站掌握了12位矿难死难者名单及其家庭所在村屯。接着，又获得了一名矿难逃生者惊心动魄的叙述。当天下午，《人民日报》驻桂记者写下《再次紧急报告》上报总社编委会，在报告开头打上三个“特急！特急！特急！”编委会当即以“信息专报”的形式上送中央。当天下午，朱镕基总理作出严肃批示，要求必须查个水落石出。
在实地采访调查矿难的过程中，媒体记者冒着巨大的敌意和风险。“一进矿区，迷惑的、张惶的、警惕的、奇怪的目光纷纷从矿区各处射出。”矿工急忙躲避离开，闪避不及的提起事故也一律摇头说“不知道”、“不清楚”。《人民日报》记者三下南丹，为自己买了20份保险。南丹新闻采访环境之恶劣，甚至在中央调查组到达南丹后，旁听调查组情况汇报的《人民日报》记者却被广西方面“请”出会场，胶卷被强行当场曝光。在新闻媒体不折不挠的强力监督下，南丹矿难终于真相大白。官商勾结的原南丹县委书记万瑞忠被判处死刑，矿主黎东明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朱镕基总理表扬媒体：“如没有记者的揭露，就冤沉水底了。”
党章和宪法庄严地宣示：以人为本；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我们没必要对网络民意抱以过多过严重的担忧，甚至视为异己力量，瞪大眼睛随时准备封堵。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社会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畅通社情民意反映渠道”；“重视对社会热点问题的引导，积极开展舆论监督，完善新闻发布制度和重大突发事件新闻报道快速反应机制。高度重视互联网等新型传媒对社会舆论的影响”。中共十七大进一步要求：“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完善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系统，增强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
2008年6月20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参观人民日报社时，提出要正视舆论“新格局”，关注在传统的党报、国家电视台之外都市报纸、网络新媒体的兴起。在人民网，胡锦涛与“强国论坛”网友在线聊天二十多分钟。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利用网络媒体，与网民在线直接对话，这是开创性的第一次。胡锦涛总书记带了一个头，让各级领导干部都能像他那样，到网络媒体上去了解民情，沟通民意，吸取民智，消除民瘼。这样，就把网络媒体作为推进舆论民主与政治民主的平台，公众也可以通过这个平台，了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意图，获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意义重大。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有两个重大的突破，一个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新老平稳交替，形成了一定的任期界限和年龄界限，结束了终身制，形成了制度化。第二个突破，就是网络等新兴媒体的兴起，成为推动政治民主化建设的重要平台。新加坡《联合早报》评论说，这次网上互动虽然没有触及网民关心的通货膨胀、股市下挫、楼价上扬、官场腐败等敏感问题。但是一种“政治态度的表达”，表达的是对互联网影响力的重视，以及对传统一味控制打压异议手法的不满。“因为阻绝言路而脱离基层脉搏，不利于了解社会动态，做不到防范未然。在全球瞩目的北京奥运会前夕如此关键的时刻，尤其更要掌握民情民心。”
中央对互联网在舆论新格局中的地位和功能认识到位，甚至可以说是相当前卫的。现在的问题是，有些部门及一些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对互联网表现得隔膜，以封堵为能事。2007年陕西绥德县，县长把追着自己签字解决学生助学金的校长拘留，招致网民和媒体的猛烈抨击。在绥德县的上级榆林市出面撤销对校长的非难后，绥德县委宣传部徐部长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感叹：这本来是件小事，只是一些误会而已，没想到在网上会引起那么大的争议，“以前没有网络的时候多好啊，想让他们怎么说就怎么说”。我们也看到，一些新锐地方官员表现出直面互联网、直面民意的政治勇气。前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一次培训班上，勉励领导干部要把民主作为一种价值追求，充分尊重并畅通民意，决不能堵塞民意形成“言塞湖”。这是以四川震后堰塞湖的威胁为警示，重提了中国的古训：“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两千多年来，“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道理一再被历史所证实。《中国记者》杂志曾经刊出新闻研究专家的一个结论，这位专家通过对强国论坛的研究指出，网络论坛等互动栏目可以起到民怨消声器的作用。这值得我们的领导干部深思。
网络管理和引导需要眼光和胸怀
网络新媒体的崛起，引出网络管理的很多新问题，需要新思维。
根据CNNIC最新报告，中国网民的主体是30岁及以下的年轻人，这个群体占到网民总数的68。6％，超过2／3；从文化程度看，高中学历比例最大，占到39％，专家相信随着网民规模的扩大，网民的学历结构正逐渐向中国总人口的学历结构趋近。这一组数据表明，网民的年龄和文化程度低于传统媒体，因此在舆论酝酿和发酵过程中，更容易受到“意见领袖”的影响。 上世纪40年代，社会学家保罗·拉扎斯费尔德领导的研究小组，根据对美国总统选举的研究，提出了著名的“两级传播论”：某个理念往往先从无线电广播和报刊流向舆论界的领导人，然后再从这些“意见领袖”流向大众。换句话说，你不能影响“意见领袖”就不能有效影响大众。在互联网、手机短信的新媒体时代，“意见领袖”尤其值得我们重视。黑砖窑事件中的“中原老皮”，厦门PX事件中号召“散步”的短信原创人，汶川地震中的足球评论员李承鹏（在博客中率先报道“史上最牛学校”——希望小学无一死亡），以及作家余秋雨在博客上告死难学生家长的公开信，其巨大影响力，在广大民众中掀起的感情波澜，都是传统媒体的一篇报道和评论所望尘莫及的。
党和政府如何与这些“意见领袖”沟通？尊重他们为民代言、批评现实、监督政府的权利，希望他们成为一种建设性的力量而不是破坏性的力量。
准确把握、正确引导互联网舆论，成为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对于党和政府的思想宣传工作来说，互联网是宣传技巧细腻和多样化的柔性平台，是社会舆论的调节和校正器，因而成为民心的凝聚和共振器。
我们要按照胡锦涛总书记在人民日报社讲话的要求，总结汶川地震中新闻宣传的成功经验。我们也要总结今年拉萨骚乱报道不及时、国际媒体公关被动不力的教训。
在当前情况下，迫切需要把互联网舆情研究提上各级党组织和政府的议事日程，组织传播学、社会学方面的专家，开展网络舆情研究，定期撰写网络舆情、社会思潮热点报告，摸索建立网络舆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