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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个党后来“文化大革命”留有很多问题我现在也想不通，明明是毛主席讲过的话，他可以重新变过。比如瞿秋白的那个《多余的话》，毛主席看了，也亲自跟我讲过，说秋白这个同志是书生，说他文章写得很好。他那个意思就是说并没有出卖什么党的秘密，或者说他是叛徒。后来忽然不晓得怎么一下子说他是叛徒。也是他讲的。所以他有些事情不知怎么搞的。
武昌会议的时候，毛主席是正式交了权的呵，是交给刘少奇的。但是他实际并没有交呀。他这个交就是政治局会议他不到了，因为他那时精力有限，一天躺在床上，但事实上什么事情他不同意，你都得推翻。他不是那个时候对小平同志有意见么，说小平同志封锁他么。他以前说高岗时提出过北京有两个司令部，有个独立王国么，这是讲的高岗。后来“文化大革命”前他就提出来另外搞个计委，另外搞个书记处。计委他是搞成了，就是把余秋里，还有林乎加他们调来，把李富春架空。李富春这时也知趣，就写封信说我不管了。把全部事情都归秋里去管，余秋里当然是尊重李富春的。当他提出另外一个书记处的时候，当然邓小平同志不好讲话。周总理就讲，这个恐怕不好吧。那个时候他想调什么人当书记呢？他就想陶铸。所以以后说什么陶铸是刘少奇调到中央来的，这对于刘少奇来说，确实是个大冤枉。
上海会议时他还提出来他要挂帅，说“我是帅，邓小平是副帅。”这样刘少奇摆到哪儿去呵。所以开完会回来，大家都议论，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呵。当然谁也不好去问啦，不过彭老总当场就顶了他，说你不早就挂帅了么。另外他还说李富春怕鬼，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后来有一段又把李富春搞成常委，没有搞几天就又不行了。总之主席后来弄得没有章法，谁都不知道他要搞什么。
“文化大革命”的事情我就不清楚了，因为我关在里头，什么也不知道。“文化大革命”不是听说毛主席他认为“反周必乱”么。我看他那个时候这一点看得非常清楚，没有一个人帮他支撑那些事情不行。你叫毛主席当总理他当得了吗？（刘英插话：当不了！）所以对于周他是这个样子：一方面觉得这个人也不那么听他的话，但另一方面又觉得没有这个人不行。而周也善于在这个中间调和。我们过去不是讲周是不倒翁么。周在“文化大革命”中确实是一个顶梁柱，如果没有他那就不得了，没有他这个和稀泥，那就不知道国家将会是个什么样子。（刘英插话：后来不是毛也不信任他了么？）不信任也没有办法，不信任哪一个搞得了呵？你康生搞得了？王洪文想当总理，但是王洪文也好，张春桥也好，都不行。所以“文化大革命”后期毛他自己也觉得这个摊子这样下去不得了。当然他自己最后归天了，这个摊子也就只有让给后人了。
“文化大革命”中我觉得对他刺激最大的是林彪事件，因为他认为林彪是一直拥护他的，是他一个比较忠实的信徒。林彪居然干出这种谋杀手段，对他刺激太大了。所以林彪事件以后所有老的他都不相信了，就相信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当然还有江青。所以后来就反常反得极端了。
2009年月2月1日于北京
万里在农村改革中的三大贡献·丁龙嘉
万里在农村改革中的思想和实践，应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77年6月至1980年2月，万里担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在一个省的局部地区实行农村改革。邓小平说，“中国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从安徽开始，万里同志是有功的”；坊间传说，“要吃米，找万里”，就是对这一段情况的概括。第二阶段，是从1980年2月到1988年4月，万里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并在一段时间内兼任国家农委主任，分管农村工作，具体指导全国的农村改革和农业发展。万里对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择其要者有下述三个方面。
率先突破人民公社体制，支持、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参与领导完成了迄今为止农村最具实际意义的重大改革
人民公社在其存在的25年间，前后两次给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农民带来了巨大灾难。第一次大灾难表现为1959年至1961年三年间的人口非正常死亡和正常出生率的锐减。对于这三年间全国人口非正常减少的情况，虽然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结论不同，但都是以千万来计算的，而官方至今尚未有公开的数字。第二次大灾难表现为“文革”结束时的农业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沿。1977年，有2。5亿农民吃不饱肚子。1978年，农民人均从集体分得收入74。67元；人均从集体分得粮食105公斤；1／3的农民生活水平不如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前半期。
从1958年人民公社建立到1978年的20年间，以及此前的高级农业社时期，人们逐渐认识了这种体制的弊端，并探索以包产到户为主的多种办法来加以匡正。包产到户曾三起三落，每次兴起，都是农民群众和基层干部自发的要求；每次落下，都是中央决策层以其背离社会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加以封杀。与此同时，人民公社既受到党纪又受到国法的保护。这期间，上至中央决策层领导人，下至基层干部和农民，凡是探索和支持探索包产到户者，无有不受到严厉惩处的。
人民公社“左”的体制的冰封，最初是在以万里为省委第一书记的安徽省被突破的。这个突破过程，实际上是同“左”倾错误斗争的过程，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突破“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的框框，坚持以生产为中心。二是突破“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框框，实行包产到组。三是突破“不许包产到户”的框框，实行包产、包干到户，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整个突破过程中，万里和安徽省委在六个方面走在了全国最前列。
一是在否定“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中的向生产大队核算过渡和“标准工分、自报公议”大寨评工记分法方面走在全国最前列。1977年10月，华国锋亲自主持修改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并确定修改的指导思想之一是体现大寨的根本经验。而所有制方面的向生产大队核算过渡，分配制度方面的“标准工分、自报公议”的评工记分法，都是大寨的根本经验。当修改小组征求万里意见时，万里明确表示：不要强调向生产大队过渡。目前群众有五怕，一怕过渡，二怕平调，三怕瞎指挥，四怕分配不兑现，五怕戴帽挨批判。因此，要强调稳定、团结，把生产搞上去；人心思定，目前应强调生产队自主权，解决种田人不当家的问题。如果现在提出向生产大队核算过渡，就会一枝动百枝摇。大寨式评工记分、死分活评，根本评不起来，不如定额到组、活评到人。明确否定上述大寨的两条根本经验，万里是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中的第一人。
二是在开启农村改革之门方面走在全国最前列。1977年11月28日，安徽省委下发了《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草案）》，又称《农村六条》。《农村六条》，突破的不是个别的“左”的政策，而是一系列“左”的禁区，是彻底纠正农村长期存在的“左”的错误。如《农村六条》这样文件的颁发，安徽省委是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的第一家，它奏响了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强音。
三是在实行包产到户方面走在全国最前列。1978年，安徽全省大部分地区遇到了百年未见的大旱。为了保障秋播秋种，省委决定“借地渡荒”。“借地渡荒”诱发了肥西县山南公社的包产到户。这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农业的文件明确规定“不许包产到户”。1979年2月6日，万里主持省委常委会议，专题研究包产到户问题。他建议把山南公社作为省委包产到户的试点。会议决议在山南公社进行包产到户试点，暂不宣传、不登报、不推广。以省委的名义在一个公社进行包产到户试点，安徽省委是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的第一家。
四是在否定人民公社体制方面走在全国最前列。1978年11月lO日至12月15日，党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万里为出席会议准备了《农业上需要研究解决的几个重大问题》的书面意见，并在会议上谈了这些意见。他指出了人民公社体制的三大弊端：一是“政社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