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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党人的政治思想基本上直接来源于由法国革命弘扬的资产阶级政治自由学说，而其经济思想则比较明显地带有亚当·斯密、赛依、西斯蒙弟等人的理论的痕迹。就此而言，十二月党人无疑是西方自由主义的信徒。但在有关实现目标的手段问题上，十二月党人的观点与当时欧洲的自由主义理论是有所区别的。在19 世纪的英、法等国，自由主义者已放弃了有关可以采用任何方式争取天赋权利的主张，而希望通过温和的改良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当时一位著名的法国自由主义作家曾说：“我们必须保存作为革命果实的政治创造……但是我们必须从这项创造中抹去革命。”这番话表达了自由主义的普遍倾向，也反映了西方资产阶级由于社会地位的变化而失去了革命性。而十二月党人活动的舞台是仍然实行着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的俄国，在这个国家的发展道路上，首先面临着破坏旧制度的任务。在十二月党人看来，现在的俄国就如同1789年前的法国，因此，只能以公开的斗争和革命的手段来完成这项任务，改变俄国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这种观点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自由主义是一致的。十二月党人希望用法国革命的思想来实现俄国的1789年。十二月党人差不多都有法国文化背景，他们这一代贵族基本上都是在法国文化的熏陶下成长的。18 世纪后期以来，几乎全俄国的贵族都崇拜法国，聘用法国人当家庭教师。这也许有助于说明，何以十二月党人大多是天主教徒。有些十二月党人还曾直接在法国受过教育，如穆拉维约夫一阿波斯托尔兄弟是俄国驻西班牙大使的儿子，他们被父亲安排在巴黎读书。很显然，这些“1812年的产儿”早已受到西方文明的滋养，而远征西欧的经历则使他们的思想产生了一个飞跃。托尔斯泰也曾认为，十二月党人的运动主要是外国影响的结果。十二月党人运动还受到1820 年开始的欧洲反对专制主义斗争新高潮的促进。那时，西班牙国王斐迪南七世被迫恢复了1812年的宪法；那不勒斯国王在人民的推动下同意实行宪制；葡萄牙驱逐了独裁者并成立了国会；希腊发生了反对土耳其暴政的起义；法国，比利时、德意志境内也出现了蓬勃的革命运动。“我们目睹各国的王位被恢复，又被推翻。我们的思想已经对革命、对革命的机遇、革命的好处习以为常了。”彼斯特里承认：“那不勒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事件对我有很大影响。”英、法、美的资产阶级革命虽然已经过去，但在世界范围内，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进程仍在继续。对许多欧洲封建国家来说，它们面临的问题正是法国在1789年所解决的。事实是，19 世纪20 年代欧洲革命运动的精神动力就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自由主义。神圣同盟的盟主亚历山大一世也很清楚，造成“灾难”的原因正是比拿破仑的征服更有力量的资产阶级学说。十二月党人的纲领和运动与欧洲的革命是一致的，因此，它的资产阶级性质同样是难以否认的。
沙皇政府也认为，十二月党人运动是在自由主义的旗帜下进行的。有些十二月党人的同时代人直截了当地称十二月党人运动为自由主义运动，卡拉姆津把十二月党人起义说成是“我们那些没有理智的自由主义者的荒谬悲剧”。起义失败后，亚，别斯图热夫在写给尼古拉一世的信中说：“我在口头上是一个超自由主义者，但这只是为了得到我的同志的信任。在内心深处，我是倾向于君主制度和温和的贵族政体的。”这个自白至少表明，十二月党人是把自由主义奉为原则和信条的。
十二月党人运动是以先进贵族为主体的具有自由主义性质的运动。十二月党人想把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移植到俄国土壤上来，想走西欧北美型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但在俄国尚未具备以革命方式建立资本主义秩序的成熟条件。他们没有想到，即便是一次成功的密谋，也不能够使俄国人民立即真正得到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先进的西方文化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在宗法制的俄国结出果实。十二月党人有许多弱点，但产生这些弱点的原因与其说是阶级的局限，不如说是历史的局限。
十二月党人的运动，开创了19 世纪俄国的解放运动，他们的思想影响着后来的先进分子。如果说后来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发扬了他们的斗争精神，那么自由主义者则更多地继承了他们的理论观点。从俄国社会思想的发展来看，十二月党人是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先驱。
二、不平凡的30—40 年代
抗争与探索：浪漫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哲学书简》
1825年的十二月党人起义被镇压以后，沙皇尼古拉一世加紧了对思想界的控制和监督。为了防止自由思想的传播，政府竭力加强“精神堤岸”，实行严格的书刊检查制度，查封了一批登载过触动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的文章的杂志；同时，通过出版、学校、教会等途径，强化对官方思想体系的宣传。1832年，保守的贵族思想家谢·谢·乌瓦罗夫伯爵提出了“东正教、专制制度和民族性”三位一体的公式，马上为沙皇政府所首肯，并作为俄国的基本政治口号贯彻于社会生活之中。在这个公式中，前两项是不难理解的。所谓民族性，指的则是俄国人民“特有的”顺从、笃信宗教、忠于沙皇的品德。乌瓦罗夫认为，俄国既然是在东正教、专制政治、农奴制条件下发展起来的，那么这种制度也就是不可动摇的。为了保持稳定，就必须发扬俄国人民传统的民族性。根据这个理论，现存制度是要永远保留下去的。
然而，即便是在统治阶级上层，自由主义思想也还没有绝迹，尽管其锐气已被消磨掉。
这一时期负责法律编纂工作的斯贝兰斯基非常重视自己事业的价值，认为通过法律汇编可以摆脱国家治理上的混乱状态，使人民能够处在一个法律环境中，扩展他们对法律和法制的认识，从而为实现政治自由作好准备。经过多年努力，他在1830年编出了《俄罗斯帝国法律大全》。1833年又编成15 卷的《俄罗斯帝国法典》，但未获尼古拉一世批准。这时的斯贝兰斯基远较亚历山大一世改革时期的斯贝兰斯基谨慎，其思想也表现出一定的保守倾向。从西伯利亚归来后，他与过去的论争对手卡拉姆津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并受到其思想的影响。在他的后期著作中，自由主义的原则开始同东正教国家的精神目标联系起来。
莫尔德维诺夫在尼古拉一世时期仍然十分活跃，是国务会议中的头面人物、自由经济学会主席、俄美公司负责人之一，还是保险公司、私人银行的倡导者。他不同意十二月党人的做法，但赞成他们的思想，并和斯贝兰斯基一样与他们有过密切的联系。现在，他继续大力鼓吹经济自由主义观点，说自由是人民活动成功的唯一准则，只要消除对生产力自由的限制并充分使用这种生产力，俄国的经济就能得到高度发展。他呼吁奖励自由劳动，采用机器生产，扩大银行信贷，吸收外国资本，制订有利于资本积累的税收政策，以便发展工商业、加快技术进步。他还提出了一些旨在促使农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建议，如普及农业教育、推广农业机器、实行改良的轮作制、建立示范农场等。他回避了国家制度的问题，但就城市自治、司法制度和国民教育的改革发表了意见，并在建立经济统计制度、向人民提供医疗服务、设立公共图书馆等方面作了许多努力。他的很多建议成为60 年代之后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在地方自治局中的主要活动内容。
斯贝兰斯基和莫尔德维诺夫只是代表了官方的贵族自由主义的余波。俄国社会正在经历的剧烈变动孕育着思想的新发展。
19世纪30 一40 年代，俄国的工业革命揭开了序幕。纺织、造纸、制糖等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