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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贝兰斯基想用西方最先进的思想来改造俄国，结果却被落后的俄国所否定。过于纯正的西方化，也许就是他的悲剧之所在。他的遭遇表明，正宗的自由主义是无法与专制主义并存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在本质上与俄国农奴制宗法文化格格不入。
当国务会议通过的民法典前两部分出版后，它因从形式到内容都与法国民法典相似而招来了奉传统为金科玉律的贵族的猛烈抨击。此时已倾向于保守的尼·米·卡拉姆津写道：“我们发现了什么？拿破仑法典的翻译！俄国人真是惊讶万分。这不是给恶意诽滂者提供材料吗？感谢上帝，我们还没有落到那个征服者的铁蹄之下，我们这里还不是威斯特伐利亚、意大利王国、华沙大公国，在那些地方，拿破仑法典伴随着眼泪被作为公民的典范。俄国作为一个强国存在了上千年，我们为编纂自己的完整法典工作了上百年，难道这一切都是为了……把我们斑白的头钻进由巴黎的六七个前律师或前雅各宾党人弄成的小书中去吗？……我们要问：现在是向俄国人拿出法国法律的时候吗？……我们都热爱俄罗斯，热爱君主，热爱它的光荣和幸福，我们都仇恨那个血染欧洲、把如此多的大国化为乌有的民族。在拿破仑的名字使人心颤栗的时候，我们却把他的法典放上祖国的圣坛。”
卡拉姆津的观点不仅是强烈爱国主义的，更是极端民族主义的。尽管他曾经热烈赞扬彼得一世的欧化政策，崇拜西方的文化，但这时他已转而认为俄罗斯无须向欧洲承认自己的愚昧，并对俄国的欧化痛心疾首。在他看来，外国人垄断了俄国的教育，西方生活方式已经使贵族眼花缭乱、倾家荡产，而现在竟然要触动这个古老国家的整个结构了，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俄罗斯并非尚未开化，不需要由什么人用外国的东西来教训它。
卡拉姆津的这些主张与其说代表了保守贵族的思想，毋宁说是一种旧文化在遭到另一种更为先进的新文化挑战时的本能的抵制。对斯贝兰斯基这个“西方瘟疫”的化身，持敌视态度的不仅仅是保守贵族，任何否定“俄罗斯精神”的企图也是仍然处在传统文化支配之下的群众所不能接受的。对斯贝兰斯基倡导的自由主义改革，“不论是在宫廷还是在茅舍，到处都是怨声载道”；而斯贝兰斯基被贬黜的消息，却引起了甚至连暴君之死也不会出现的普遍的欢欣。当斯贝兰斯基的家属随他之后去流放地时，沿途受到路人唾骂。这类记述反映了社会的心态。
当时．俄国人民的政治思维还是很不发达的，皇权主义是普遍的社会心理。占人口9／10 的农民中保留着农村公社的形式。他们在这种共同体中生活，基本上全是不识字的文盲，也从来没有享受过任何公民权利。封闭的村社环境和沉重的农奴制压迫在农民心理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们虽然渴望得到自由和土地，并且一再地以自己的斗争动摇着农奴制度，但他们终究是俄国宗法文化的主体。他们把自己的一切苦难归咎于地主，而把对将来的全部希望寄托在沙皇身上，认为专制君主的权力越是完整和巩固，他们的希望也就越有可能实现。因此，他们把任何试图削弱专制政权的人都看作是自己的敌人。在17 世纪至19 世纪上半期的大规模农民运动中，一再地出现僭称为王者假沙皇名义领导农民斗争的情况。对于农民来说，即使在进行反对压迫者的斗争中，他们也需要得到来自上面的领导和准许，哪怕它是虚幻的也好。在他们看来，只有沙皇和上帝才是他们的同盟者，是使他们免遭侵害的保护人。他们总是用宗教道德标准和沙皇旨意来证明自己行为的“合法性”，如同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俄国人民……固然曾经举行过无数次零星的农民起义去反对贵族和反对个别官吏，但是，除掉冒名沙皇的人充任人民首领并要夺回王位的场合以外，从来没有反对过沙皇。……相反，沙皇被农民看成人间的上帝：Bog vysok，Car daljok，即上帝高，沙皇远——这就是他们绝望中的叹声。”
俄国的农民起义不反对沙皇制度，而是拥护沙皇制度，只不过这个沙皇按他们的想象来说是“好的”、“庄稼汉的”沙皇。这种朴素的、幼稚的皇权主义的基础，是俄国的宗法制度。马克思曾经分析过封建时代农民意识的这类特点产生的原因：“由于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有地域的联系，由于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的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
从总体上讲，俄国贵族的政治思维同样也是不发达的。在本质上，他们是沙皇的奴仆，是无限的君主权力的拥护者和保卫者。即便在改朝换代时发挥重要作用的情况下，他们也从不能公开提出其政治要求，而只会搞幕后阴谋。但是，19世纪初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与俄国宗法制社会意识冲突的结果，并不是自由主义被彻底排除，而是它同俄国传统的某种结合。卡拉姆津的思想演变过程就说明了这一点。
在许多苏联史学著作中，卡拉姆津都是作为反动农奴主贵族思想家出现的。其实，这个结论并不确切，至少是不全面的。卡拉姆津是个贵族地主，青年时曾深受慈善、博爱精神和憎恨滥用权力的思想的影响，倾心于自由主义的学说。因此，他在长时间远离家乡前决定让自己的农奴得到幸福。他没有宣布解放他们，但把全部土地都给了他们，只要他们缴纳不多的租赋；他也没有任命管家——他认为管家通常比最坏的主人还坏——而是让农民自己选出领头人。但他后来回到家乡时，发现农民并没有过上较好的生活，相反陷入了极端的贫困。农民们对他解释说，他的父亲一直生活在乡间，不但留心自己的地产，还管理自己的农奴；而他给予农民的“自由”导致了偷懒和狂饮。于是，卡拉姆津收回了土地，成为一个勤勉的主人，并分给穷人从事经营所需要的东西。结果，农民生活好了，还特别感谢他给他们的命运带来的变化。
卡拉姆津从这段经历中得出结论：现在还不能把自由还给农民，因为他们已经养成了奴隶的习惯。他主张首先应该给予那些勤劳的农民拥有地产的权利，使他们逐渐在事实上成为能够支配自己的人，然后再考虑放弃地主对于农民的保护人资格的问题。他所设想的道路实际上是在保留人身依附关系的条件下，先让农民拥有财产权，以此作为解放他们的前提。这个观点同莫尔德维诺夫的主张类似。
在政治上，卡拉姆津赞成自由主义的君主专制，主张有一个合法君主在最高层次上维系已经成为传统的道德标准。他反对“把法律置于君主之上”的企图，认为这将使君主和贵族之间发生残酷的斗争，导致削弱法律秩序和产生暴政式的统治。但他又指出，自由主义与君主专制并不矛盾，自由主义原则的实现并非必然地要同破坏历史形成的俄国传统联系在一起，两者可以结合起来，即在现存国家制度的范围内进行自由主义的改革。
在卡拉姆津的思想中，可以看到传统的俄国文化与外来的西方文化相互妥协的倾向。即便在他政治上趋于保守的情况下，自由主义的精神也没有在他的思想中泯灭。事实上，在当时的欧洲，卡拉姆津也是被视为自由主义者的。1820年，欧洲的自由主义刊物《立宪主义》在评论他的《俄罗斯国家史》时，还特别赞扬了他的自由主义观点。从17 世纪俄国转向西方以来，伴随着两种文化的矛盾与冲突而出现的，总是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