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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在文学画廊中塑造一个理想化的人物，至少不是过错。
记者：官场文学中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往往反面人物被刻画得很丰富生动，甚至颇有人情味，而正面人物形象反倒比较单一和苍白。正面人物为何这么难写？
李：因为正面人物的行为是大同小异的，超不出廉洁公正的范畴，容易弄成好人好事。因此作家务必挺进人物的心灵深处，去触摸他灵魂的本相和颤动，才能克服单一和苍白的问题。反面人物有它丑陋的一面，不乏怪诞，把他们作为审美对象时，就容易鲜活而生动。
记者：读者提出官场文学存在模式化、自我重复的问题，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李：模式化和自我重复，不单是官场文学一家的问题，其他小说都存在。包括一些评论家极力追捧的作品，也是这样。至于官场文学的模式化、自我重复，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官场生活的模式化，就拿中国的市县级官场来说，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落后地区，西部地区还是东部地区，官员们的行动方式都是相似的，小到会议室都一样，大到连政府部门和干部存在的问题都是惊人的相似。生活就这样子。第二个原因是，作家们太拘泥于自己所熟悉的生活圈子，缺乏创新意识，导致了自我重复。
记者：如果说90年代有私人化写作，那么官场文学是一个公共化的写作。通过阅读这样的小说，我们能够透视出中国的政治生活状况，看到官场中人性的表达。
李：是的。我同意这种说法。
记者：西方的政治很早的民主传统，对官场中的勾心斗角跟我们的日常生活离得远，但是中国的官场与日常生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老百姓爱看，另一方面，官场文学有粗糙的、直接介入生活而不可避免受到伤害，在目前的现实中，这样的文学能够走多远？
李：官场文学就是直接介入生活，至于能不能影响生活，能不能改变官场现实那是另一回事。随着中国民主进程的不断推进，政治环境的不断宽松，读者又有阅读需求，这个文学品种是会走下去的。走得好不好，取决于作品的质量。
记者：反腐文学和官场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它强烈的批判性和独特故事性赢得广大读者的厚爱以及文学批评家的关注。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什么地方？
李：在我看来，反腐文学是对官场腐败的揭露与批判，官场文学是对官场生态的描绘与展现。二者的主题不同，关注点不同。严格地说，反腐文学也应当是官场文学。
记者：官场文学好不好，不在于把官场腐败写得是不是触目惊心，那都是表层的东西，更深层的应当是这些表层化东西背后所表现的人生选择，人格、心灵的挣扎，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所展示的人性的丰富性。大家普遍认为，“反腐”小说的艺术品位需要提高，要避免走向庸俗化，作家还需要在人性的剖析，腐败现象的深层挖掘等方面，加强道德的感染力和艺术的穿透力。
李：是的。依我看，官场文学走向庸俗化是不可取的，但走向大众化却是必然的。提高艺术品位，是摆在这批作家面前的一个艰巨任务，要从叙述方式，小说结构，内力的挖掘上狠下功夫，不能停留在对事件的简单描摹上。在这方面，我个人是充满期待的。
记者：人们喜欢看官场小说，一是证明了社会上‘官本位’意识的浓烈，二是中国社会中政治生活对民众日常生活的影响力依然强大，中国社会还处于官文化向法制文化艰难过渡的时期。
李：不要以为政治离我们有多远。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是政治载体，只是承载的内容和份量不同。政治状况如何，直接影响着民众的生活姿态。比如说，一个地方性政策的出台，它就涉及到一部分人的利益。一个领导的讲话，就可能引起股市波动。这都政治行为的结果，老百姓看似与政治无关，其实是紧密相关的。他们关注官场小说，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步步高》
请你详细谈谈这部长篇小说的创作经过？
李：2002年，时代文学向我约稿，我就写了《读古长书》这部中篇。发表后，有《小说月报》等近二十家报刊转载，不少读者打电话到转载的报刊，问哪里可以买到这本书。于是我就决定把它写成一长篇，部分章节《把人做成一朵花》以中篇形式发表了，也有近十家报刊转载，这都造成了广泛的影响。古长书有段话：“做人怎么做？你看那花，人人喜爱。把人做成一朵花，就是做人的最高境界。要让反对你的人理解你，让理解你的人支持你，让支持你的人忠诚你，让忠诚你的人捍卫你。允许有人不喜欢你，但不能让他恨你。万一他要恨你，也要让他怕你。”有人认为是经典之言，现在在网上和民间都有流传。
记者：写这样一部小说的兴趣、动机是从哪里来的？
李：从开始介入官场小说，我就注意到：行政机关干部不少人都想当官，全国都一样。有能力的想当，没能力也想当，这种现象非常普遍。能力差的当上了，就导致了各种问题的出现。有的领导好心办了坏事，有的是坏心办坏事，有的用错误的方法去执行中央的正确决策，有的用荒唐的举动去落实上级的政策法规。这就是执政水平问题了。在我看来，执政智慧和领导艺术，最能凸显政治本身的强大魅力。有意思的是，《步步高》刚刚写完，中央就召开了十六届四中全会，做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并不是我有先见之明，而是执政能力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关于这个问题，我大约在五篇创作谈中都谈到了（见《领导科学》杂志）。
记者：两个主人公有原型吗？写出人的真实状态、记录人的内心、灵魂变化，真实描述我们存在的生活与时代，应当是我的文学观和文学追求追求吗？
李：主人公有原型的。但不是某一个人，而是综合了若干原型的特点。写出人的真实状态、记录人的内心、灵魂变化，真实描述我们存在的生活与时代，应当是我的文学观，也是我的追求目标。至于能达到什么程度，那是另一回事。我总认为，作家应当充分地介入现实，你不能用心描绘你所处的这个时代的特质的东西，文学的边缘化会越来越严重。不要以为，玩得越玄乎就是艺术，别人看不懂就是纯文学。这就是当代文学的硬伤了。
记者：在这部小说里，只有呈现，没有道德判断，采取（人道主义）这样的视角是什么想法？
李：写作这部小说的时候，我的心灵和笔触都是完全放开的。我就是想展示有古长书这样一种人，这样一种领导，这样一种领导艺术和执政智慧。不需要进行道德判断。对于这个人物的评价，只能让读者去感觉。
记者：你可能不愿接受“官场作家”这个指称，可是，你的读者对你的阅读就是因为你表现了“官场生活”，你最初的被关注和你现在在图书市场的走红，都和“官场作家”这个指称有关。你不喜欢“官场作家”这个说法，除了它简化了你的文学写作，还有别的原因吗？
李：那次看到北京的一个报道，称我是继王跃文之后的官场作家。我很讨厌这个说法。我不是官场作家，我写了那么多城市小说，爱情小说，现在写官场小说也只是偶尔为之。如果写了妓女就称为妓女作家，写了工业就称为工业作家，这就太简单了。你说得很对，我在图书市场的走红确实与官场文学有关。包括新华社下属的一份报纸，连续连载过我的五部中篇，别人笑话我那是我的承包地。为了看我的小说，就有读者把那报纸装订起来。
记者：当年你在政府供职让你获得一种独特视角，长久的官场浸润让你更容易看清楚“官场”的形态和权力的核心吗？
李：是的。我还用心比较过各地的官场，大同小异。完全相同的是，官场永远是耐人寻味的一个特殊场所，这里总是充满了理想和幻灭。
第一部分第1节 古长书书记
古长书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套新版县志。上面记载着，大明县从明朝永乐八年置县以来，在近六百年的历史中，历任县官达七百多个，真正留名的不到十个。其中一个终生执政清廉，视百姓为父母，在一次治匪平乱中亲自出征，死于土匪刀下，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