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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上海滩的李春平则运用市场经济观点来解读时代，他们的作品中均有足以鼎立文坛的新元素。”我同意这种说法，这也说明了我跟他们的区别所在。
记者：我看见你的第一篇小说是发表在《上海文学》上的《玻璃是透明的》，这个小说讲述了进入上海的外来者的故事，一个单纯的乡村女孩子在城市里被物质所击倒，谈谈这个小说从创作到被改成电影的经历。
李：这是我进入上海后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写一个外来妹小丫子，凭着自己的美貌赶走了原来的老板娘，自己当老板之后，又辞退了她打工时最知己的、也是知道她秘密最多的朋友。表面上是饭碗之争，实际上，在生存压力和饭碗竞争面前，人是最容易改变自己的意志的，人性在此时就特别残酷。周介人先生把它纳入了新生代小说家专辑中。不久就收到北影厂夏钢导演的来信，说要改编成电影。第二年，中国电影集团成立，他们首先投资了《玻璃是透明的》。这个电影在第八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上获得了两个奖。与我无关，但我为他们高兴。
记者：外来者写自己眼中的上海，《上海是个滩》描写的一群外来民工是有其特殊意义的。他们远离故乡和家人来到上海寻梦，有痛苦有欢乐有得失，你为什么会写这个长篇小说？是什么打动了你？
李：我身边有太多成功和失败的故事，令人感慨唏嘘。我所在的单位虽是政府机构，也是一个经营实体，折腾很多，老是受骗上当。于是我就趴在集体宿舍的床沿上，写出了《上海是个滩》。
记者：随着中国的改革，人口流动，进入城市的农村人，进入北京、上海、深圳的外地人越来越多（这其中也包含了你自己），改变自己的人生，改变自己的命运，实现个人野心、梦想，获得名利、成功是时代的主旋律，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关注这一群体的生活状态的？
李：从我一进上海就开始关注了。上海有近四百万外来大军，全国则是数以亿计。这个庞大的数字构成了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也是激活城市经济和文化的重要力量。表现他们的酸甜苦辣和生存状态，绝不是对一个角落的单一描绘，而是缩影式的展现一幅社会图景。不少人抛妻别子，远走他乡，就是为了寻梦。他们可能是暂时的流浪者，但也是建设者。
记者：梦想、现实、漂流、户口、钱这些关键词成为你城市小说的主题，外省人在上海的爱与恨、梦想与现实之间的挣扎，这些感受是从自我的生活经验出发的吗？
李：是的。有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感受，也有发生在朋友们身上的故事。我经常跟他们接触，这方面小说写得多。
记者：与你个人当时“流浪汉”式的生存状态有关系吗？靠文学在上海生存是不是很困难？
李：我搬出单位专门写作时，真有流浪的感觉，生存压力很大。中途我也怀疑，靠文学生存是不是太难了，曾经想回去继续坐机关。还好，我对物质生活的要求不高，困难也就挺过来了。再说我是公务员，尽管专职写作，基本保障是有的。我非常感谢当地政府对我的宽容与支持，他们让我玩了回职业的“酷”。这在中国作家中，我是特例。
记者：就“外省人”这个表述而言，中国很多小说受到过巴尔扎克的影响，他的小说对你的小说有影响吗？如果有，具体来说，在什么方面？
李：马尔扎克的经典著作我读过一些，是有影响的，主要是在小说结构和叙事方式上。你问这个问题有很意思，我当初就有点象《幻想》中闯荡的吕西安。他是诗人，我是作家。他到巴黎，我到上海。他办印刷厂垮了，我做生意受骗了。这是相同之处。他成了流氓诗人，但我没成流氓作家。他的理想破灭了，我却实现了作家梦。这是不同之处。
记者：你说过“把小说写成大说”，能否具体谈谈？
李：这是我在一个座谈会上说的话，我说我是一个希望把小说写成大说的人。所谓大，就是作品的大视野，大境界，大痛苦，大欢乐，还要有一个为民众所关注的大背景。在《上海是个滩》中，我极力表现外地人参与浦东建设而不畏千难万险的大气魄；在《情人时代》中，我希望表现现代婚姻与爱情格局的大调整；在《我的多情玩伴》中，我极力表现友情、亲情与爱情的大欢乐；在《奈何天》中，我表现了一位非常出色的市委书记当权力到达顶峰时，经不起各种利益诱惑而导致人生大蜕变，最终自觉走向纪律检查机关的一种大反省。
官场文学
记者：你的几百万字作品里除了情爱小说，城市小说，另外一个是官场小说，近一时期，在文学中出现了不少官场文学，你怎么看目前的官场文学热？
李：每个时期都有它的文学热点。如伤痕文学，知青文学等。官场文学热的出现是个好事，说明老百姓关注政治了，参政议政意识强烈了。一个地方的政治生态决定着老百姓的生活质量和社会风气，他们有理由去关注它。最怕的是老百姓对政治的麻木与漠视。
记者：官场文学已经成为当下历史转型期一个特有的文化现象。有人认为这些作品干预了现实生活，揭露了腐败分子的罪恶，反映了党惩治腐败的决心；也有人认为这些作品似有展示、渲染腐败丑恶和官场权术之嫌。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李：这涉及到作家的写作立场问题。如果怀着良好的愿望和动机，去解剖政治生活中的病痛，是作家的职责，无可厚非。但一味渲染腐败丑恶，描写官场权术，我自己是非常反感这类作品的。
记者：官场文学似乎不可避免要写到腐败分子的犯罪过程、犯罪事实，可为什么有的作品让人沉沦，有的作品却能给人以向上的力量，这其中的把握属于技巧和方法上的问题吗？
李：有个尺度问题。描写腐败也不能太过，过犹不及。我在一篇文章中说过，在一些地方，民间夸大了腐败程度，官方夸大了廉洁程度。这都不对。我们的领导干部还没有到是官必贪的地步，绝大多数都是好的或比较好的。我们不能无视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全面发展这一现实，不能让人看了你的作品，觉得社会灰暗，悲观失望。这样的作品没有积极的力量，也是缺少美感的。
记者：除了反映生活本质的真实，官场文学还应该具备哪些特征？决定作品高下之分的界线究竟是什么？
李：在我看来，其他一切题材所具备的特征，官场文学都应当具备。官场文学写官场人事，天然地赋予了这类作品有很强的故事性。故事性强的作品，很容易淹没和影响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提升。如何达到多方面的和谐统一，是对一个作家的考验，也决定着作品的高下。
记者：莫言认为，官场文学最早应源自被鲁迅先生称为“黑幕小说”、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的《官场现形记》，而在当代则滥觞自上世纪90年代末湖南作家王跃文的《国画》，《国画》之后，有一批小说都比较真实地描写了我国官场的独特游戏规则，揭露了腐败现象。因为官场文学满足了大众呼唤政治透明廉洁的社会心理需求，顺应了人民群众的正义呼声，所以受欢迎。你同意这样的说法吗？
李：有一定道理。但不是一种源流关系，更不是承传。如果没有《官场现形记》，当今的官场文学照样会产生。
李：有评论家说你的观察、体验和表述具有的意义，不仅仅是文学的，还有现实的。因为在中国，按照行政区划分计有3206个市县。这些县市的“官场”日常运作和它们的生态环境很重要。因为它们的庞大，它们品质的优劣跟一个国家梦想建立的政治文明有很大的关系。你新出版的《步步高》打出了“中国第一部关注执政智慧和领导艺术的长篇小说”的旗号，你同意这个说法吗？主人公也引起引起了争论，您怎么看古长书这个人物？
李：我同意。因为目前没有第一部，我就是第一部了。古长书是个充满领导智慧的复杂人物，在他身上有着一个优秀领导所具有的优良品质。他是县市级领导的范本。有人说他有点理想化，我不反对。在物欲横流的时代，我们需要理想，需要寄托，在文学画廊中塑造一个理想化的人物，至少不是过错。
记者：官场文学中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