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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并非例外情况。精神界在哪里都是交由意识形态部门的机关工作人员专管，给这些人提出的首要任务是：将知识分子团结到“党的周围”，而对有异己思想的人则“抓住不放”。
不过祸根并不在于主事官员们的愚昧无知，而在于体制本身。改革在这个体制上打开了一个又一个缺口。人们的舌头解除了束缚，思维开始获得解放，恐惧消失，已经敢讲心里话了，也敢于染指创作界最高长官们的宝座和特权了。这帮人顿时怒发冲冠，跑去找当权者苦苦哀求：快保护保护我们吧，我们可是一直替你们忠心耿耿地卖力的呀！然而他们很快就明白，时代已经不同了，单靠上司的恩赐与青睐已经不行了，连那些人自己也已不复无所不能，说不定今天或者明天就会轰然垮台。惟有同病相怜的人抱成一团，互相施以援手了。
分化越来越深入，不同派别的作家之间的论战越来越激烈，他们越来越紧密地按照共同的观点组合队伍。一方是《我们的同时代人》、《青年近卫军》、《莫斯科》，另一方则是《旗帜》、《十月》、《新世界》。自然也有一些折衷派报刊，但它们不足以决定基本的趋势。两极分化也蔓延到了群众性报刊，出现在各种创作组织的代表大会和全体会议上，将整个社会都卷入了斗争。有人已经在号召按这样的规则行事：敌人不投降，就让他灭亡。舌战中对遣词用句已经不管不顾，问题的提法变成了这样：你对与不对无关紧要，首要的事情是分清谁“是我们的人”，谁“不是我们的人”。
我们力求给人们以自由——言论、思想、创作的自由，而他们如何应用这种自由，只能取决于他们自己。如今不得不痛心地承认，知识界相当一部分人当时对这种自由的运用远未给社会甚至他们本身带来好处。
当时的基本方向还是正确的。对歪曲历史和美化现实的行为进行了斗争，偶像被打翻在地，不公正地遭受过迫害和侮辱的人们扬眉吐气。在年轻人的压力之下，各种创作协会中的守旧分子的堡垒轰然坍塌。电影工作者成了这场不流血政变的先锋，他们在自己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改选掉了协会原来的全部领导人，交由Э。克利莫夫掌管。作家、画家、建筑学家们也迅即效法这一榜样。作曲家协会的“老家伙”最终坚持的时间比其他所有的人都长——吉洪·赫连尼科夫的威望太高了，他已干练地管理这个苏联音乐家组织长达数十年之久。但即便是他最终也不得不给“新人们”让路。
当时发生了多少万众欢腾的事情，人们用热情洋溢的话语畅谈腐朽官僚和庸碌之辈耀武扬威的局面终于宣告结束，自由创造前所未有的良机已展现在眼前。确实如此，最初涌现了一批很有意义的戏剧、电影和小说，大多是纪实性的。但是为时不久，改革派中的过激分子便开始为自己复仇了。他们企图一笔勾销苏维埃时期艺术遗产的种种尝试无果而终。过激派生拉硬拽地赶走原先的权威，一屁股坐上了书记们的安乐椅，却并没有能够创造出什么像样的作品，更不消说正常的创作气氛了。
1987年2月，政治局会议上谈到了创作协会的问题。我说，如果知识界在此时此刻陷入勾心斗角、冤冤相报的泥坑，那是最糟糕不过的事了。有时候在报上看到一些会议上所发生的情况，简直令人感到脸红。与此同时，许多艺术家也想协助推进改革，在这方面任何东西也无法取代文学、电影、戏剧。前一天我在同时代人剧院看了米·沙特罗夫的剧本《布尔什维克》的演出。全场真正是群情振奋，人们将每一段对白与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情两相对比。因而我重又想到，不应当对艺术家发号施令、指手画脚，需要的是尽可能帮助他们理解改革的意图，找到自身在改革中的位置。
实质上，我们在文化方面的新政策也仅限于此了。一方面摒弃了“推土机方式”①（这个隐语无论对水彩写生还是其他艺术都完全适用），支持了文化界那些真正齐心协力反对粗制滥造、庸俗下流、腐化堕落风气的活动家。我们一再建议在文化界扩大公开性，使一件又一件的瑰宝还之于民。世界上以往数十年间出版的许多重要作品，一度不准与苏联读者见面，或者苏联人闻所未闻，如今纷纷翻译出版。
博物馆的馆藏对外开放了，菲洛诺夫、孔恰洛夫斯基、沙加尔以及其他许多对20世纪整个画坛产生过重大影响的画家的艺术珍品，已经成为广大公众的财富。
第三部分：决定性的一步多一点光亮 公开性（8）
我当时已用不着去苦苦思索应当为艺术界知识分子分派什么样的角色。一开始我便明白，没有他们定然难以唤起民众投身改革，但让他们自己也加入这一进程同样极其不易。
我尽量不错过每一场重要的戏剧和电影的演出，常常参观展览，同演员、作家、音乐家见面，有时是应他们的请求，有时则是我自己约请他们进行交谈。
1986年初夏与作家的会晤至今历历在目。其时作家代表大会开幕在即，出现了尖锐的争论，涌现出使作家协会面临分裂危险的各个派别。我决定邀请作家来进行开诚布公的交谈。
中央书记处大厅里作家协会的25位头面人物济济一堂。我开诚布公地同他们交换对演出的意见，强调我们对创作界知识分子的支持还很不够，询问他们打算如何搞好文学工作。
交换意见时大家七嘴八舌，尽管在座的是一些相互竞争的不同流派的代表人物，但占据上风的情绪仍然倾向于消除门户之见，更积极地支持改革。或许，列昂尼德·列昂诺夫和谢尔盖·扎雷金等“元老”充满睿智卓识的发言也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问题的长期积累、日见尖锐的利害冲突都对我同知识界会晤的气氛有所影响。我千方百计地力图消除他们的意气用事，平息他们的满腔怒火，但是时间愈久收效愈微。小集团的利益总是占据上风：为这家或那家杂志，为文学基金、书记处职位、协会的理事名额，全都要你争我斗一番。创作和全社会的利益则退居次要地位，不复予以考虑了。当时某些知识分子在国内外的种种丑行，大量不堪入耳的歇斯底里的污言秽语，如今回想起来都感到脸红。
也许，可以对我国知识分子当时遭遇的深刻的精神危机少作一些苛求。因为创作活动的取材数十年间都被限定在一个社会阶层——连同它的种种重大问题、特有的矛盾冲突和一幕幕悲欢离合。这一切全都反映在文艺作品里；结果突然间才弄明白，所有这一切原来“不是那么回事儿”，必须重新审视。这就意味着，他们的工作全是白费力气，对谁都毫无用场了。
当然，诸如此类极不公允、有失片面的错误看法，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被推翻。真正富有才华的作品难以超越的价值终将被人们发现，至于它们是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手法抑或是别的什么手法写成的，这已无关紧要①。但是，难道这种想法就能减轻一个艺术家的痛苦吗？他眼看着自己的作品正在遭受嘲弄和听任其被人遗忘呀。
显然，改革所引发的思想领域的革命首先震撼了知识分子。因此我倾向于不要严厉责备他们，更不必说揭露他们了。他们比其他人对变革的感受更为敏锐。这些人就其自身的职业而言，理应对身边所发生的事情进行思考和反映，如今却面临危机。这是一种严重的危机，并非人人都能从容对付。因而许多人便开始歇斯底里大发作，满腔仇恨地攻击改革，攻击我本人。一些人是为其习以为常的小天地和舒心适意的秩序遭到破坏而复仇。另一些人则为自由所陶醉，竞先显耀其勇气。
第三部分：决定性的一步经济改革 初步的尝试（1）
改革的前奏
我还将不止一次地回到公开性的话题。它既是目的本身，也是在各个生活领域进行改革的强有力的手段。而在这些领域之中，经济更是引起人们特别的关注。
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之行（1987年2月）归来，我决定作一次短暂的休假，便于3月9日前往皮聪达。临行前向政治局交待了召开讨论经济改革的中央全会的问题，请雷日科夫、斯柳尼科夫、梅德韦杰夫提出这方面的设想，自己则着手阅览与经济有关的各种材料。
我的思绪不由得又回到了从前，当初奉安德罗波夫之命，我同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