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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思绪不由得又回到了从前，当初奉安德罗波夫之命，我同雷日科夫一起，并吸收了一批著名专家学者参与，曾试图以评论的态度客观地对国民经济状况作一分析。结构改革的必要性当时就已经看得很清楚。但要开始实施，全国还有许多事情需要改变。
如上所述，全国只有两三个人可以接触军工综合体的数据资料。当然，我们都明白不堪重负的军费开支对经济的影响是多么严重。但直到当了总书记之后，我才了解了国家军国主义化的真正规模。最终我们还是克服了来自军工综合体头头们的阻力，公布了这些资料。原来，军费开支所占国家预算的比例并非16％，而是40％！军事工业系统的产值占社会生产总值的比例也不是6％，而是20％。250个亿的科研总经费中，将近200个亿都用于军事设备的研制。
经济仍然沿着粗放的道路运行，明显表现出高消耗的特征。每件产品的劳力、燃料、原料平均消耗量比发达国家高出1～15倍，农业尤甚。我们所生产的煤炭、石油、金属、水泥等材料，除人造与合成者而外，数量比美国多，而最终产品的数量却比人家少一半以上。汽车，尤其是农业技术装备，给消费者发货时并未配套成龙，装配十分马虎，运输途中便散了架，到达目的地后几乎都得重新组装。纪律涣散现象甚至蔓延到运输这样的重要部门。备用道和尽头线上成月地停放着数十辆甩下的列车，上面装载着全国急需的商品，任凭损坏盗窃。
1982～1984年我们所进行的分析工作并不是要查明国民经济中的种种灾难。我们是在力求查明危机现象不断增长的原因，确定改善经济形势的途径。当时提出了一系列意见，决定了今后数年领导层的实际行动。
或许，只在一点上没有分歧，就是大家都承认对经济的领导已普遍削弱并招致了种种不良后果：生产部门和各级管理部门中普遍纪律涣散、工作不负责任。在这个基础上就产生了安德罗波夫那起初获得了一致支持的整顿秩序政策。但单纯采取纪律措施并未能延缓那些有损总方针威信的极其危险的情况发生。事情已经很清楚，单单依靠纪律解决不了大问题，需要采取更带根本性的方法。
后来意见就有分歧了。与当局没有利害关系的学者认为国家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实质上错过了科技革命的新阶段，在此期间西方世界已远远走到了前面，无论在经济的结构改革或者工艺更新方面都是如此。持这种观点（彼此略有差别）的有：古·伊·马尔丘克、彼·尼·费多谢耶夫、亚·伊·安奇什金、格·阿·阿尔巴托夫、阿·格·阿甘别吉扬、奥·季·博戈莫洛夫、塔·伊·扎斯拉夫斯卡娅、叶·马·普里马科夫、瓦·安·梅德韦杰夫、斯 ·阿·西塔梁、Р。А。别洛乌索夫、伊·伊·卢基诺夫、弗·亚·吉洪诺夫以及其他一些参加讨论的学者。他们证明说，问题不仅在于屡犯错误、对科技进步的作用估计不足，而且也在于经济机制陈旧过时、管理硬性集中、计划铺得太宽、缺少真正的经济刺激。不过对改善经济机制必要性的认可程度，当时仍未超过“更充分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潜力”这种套话的程度。
从前，每当对经济中的困难和失误进行批评剖析时，总是责怪学者们。当然这些人也有一定的责任。大部分经济学家的确已不再进行严肃客观的调查研究，却将很多时间用于注解（主要是吹捧）党的决议和领袖的讲话、论证官方的思想教条。对我国最著名的经济学者（НД孔德拉季耶夫、АВ查亚诺夫等）的镇压，对经济数学学派内部产生的先进思想的粗暴攻击，对“商品学派”的周期性清洗，所有这一切也都起了危害极大的作用。但尽管如此，经济科学中的创造性思想并未销声匿迹，批判性的、建设性的材料不断积累。这些材料在后来确定改革的思路时发挥了无可估量的作用。
方向的选择
如上所述，1985年4月，我们采取了加速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路线。这一目标成了6月份召开的科技进步问题讨论会上的主旋律，党及其新领导班子都围绕着这个主题开展工作。直至苏共二十七大及其以后一段时间都是如此。仅仅从1986年春开始，“加速”这一表述才开始与“改革”的概念结合起来使用。这就授人口实，说什么戈尔巴乔夫起初也是打算用老一套方法提高生产增长速度，并不希望认真进行体制的改革。这类说法的可信程度究竟能有多大？
我决不想美化当时的经济政策，其范围的局限和深度的不足很快就已变得十分明显。在一段时间里，我们确实也曾希望依靠诸如计划加动员的方法、组织工作、劳动者的自觉性和积极性之类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去改变停滞状态。
读者可以提出疑问：您刚刚说过，早在1984年就已经认识到了结构改革的必要性，那为什么却将其搁置一旁，仍然去搞老的一套呢？问题在于，前任给新的领导遗留下来的令人极为担心的经济形势要求采取应急的措施。当时我们觉得：暂且先做做整顿工作，用老办法对付一阵子，然后就立即着手进行深入的改革。很可能，这样做是错误的，结果浪费了时间。但当时我们的确是那样考虑的。
第三部分：决定性的一步经济改革 初步的尝试（2）
若能将全社会在期待中积蓄起来的能量导向“井然有序”的轨道，而又不致破坏现有的各种规章制度，这自然是使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感到有利的事情。在领导层中，明确表示这种意图的有利加乔夫、索洛缅采夫，切布里科夫、沃罗特尼科夫也大体上与他们一样。雷日科夫、马斯柳科夫、塔雷津着重强调科技进步，支持他们的则是实业界领导人的庞大队伍：部长们、企业经理们。而领导层中的梅德韦杰夫和雅科夫列夫则主张毫不迟疑地对各种经济关系进行改革。
我很清楚经济改革的重要意义，所以认为首先应当争取使经济现代化，以便为90年代初进行彻底的经济改革创造条件。全苏科技进步讨论会也以此为目标。这里我要说明的是，这些设想在一定程度上与邓小平在中国实行改革的方法颇为近似。
根据那次会议上提出的建议，制定了一个本国机器制造业现代化的规划，规定90年代初要达到世界水平。
我对《科学技术发展目标规划》中的下列项目寄予了特别的希望：信息技术与计算技术，转动与转动传输作业线，机器人技术，生物工程学，基因工程技术等等。顺带说一句，这些规划已规定了投资政策的重大改革、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企业的广泛合作、与西方公司（特别是德国公司）建立合资企业。规划被各级领导干部视作盼望了多年的大转折。这种心情在科技进步讨论会与会者的发言中也反映了出来。公开性的时期开始了。人们变得乐观开朗起来，言谈举止也无拘无束了。
教人怎能不想起伊戈尔·谢韦里亚宁①的诗句：
什么？真是如此？纵有万般心思——
自今而后，都可以诉之于言辞？
我们当时都是些空想家吗？就某种程度而言的确是的。但也不能把这些计划称作马尼洛夫习气②。我国所具有的潜力，即便不说可以超过西方发达国家的话，至少也足以消除我国大大落后于世界中等水准的局面。
围绕着机械制造业的规划，大家的热情空前高涨，急需筹措资金来加以实现。我建议采取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依靠削减那些使用机械制造产品的部门的投资。既然它们等着用最好的机器设备，那就让出一部分已经分配给它们的投资吧。
有关部门对此表现得很不痛快。至今我还记得当初多尔吉赫拼命争取增加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工业投资的情形，光是报告就打了一大堆。目睹这些部门今天的糟糕状况，人们可能会以为他做得很对。可是，这种状况的产生首先是由于技术基础落后。一味增加开采量而不考虑资源保护的工艺和机器设备，这就无异于将事情引进了死胡同。
最后之所以各方达成协议，不能不说与我所施加的压力有关。对整个机械制造部门的投资决定追加80％。采取了一系列组织措施，特别是建立了苏联部长会议机械制造工业局。
随后的发展过程表明，那个时期我们的一些决定终归是片面的，带有种种习惯观念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