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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最高苏维埃代表的当选证书。
2月24日，人们将投票箱搬到他医院卧室隔壁的房间，布置得使人看不出投票是在什么地方进行的，契尔年科强扶病体起得床来。穿好（抑或别人替他穿好）衣服，然后面对电视摄像机投了票。按照格里申的说法，最主要的意义在于以此表明总书记还有能力投票。
那些自诩为契尔年科的贴心人、其实只是念念不忘一己私利的家伙们，以厚颜无耻的封神仪式向他授予代表证书，亲临现场的有格里申、总书记助理B。B。普里贝特科夫和莫斯科古比雪夫区党委第一书记ЮA普罗科菲耶夫。
更有甚者，还为他拟好了一份稿子，必须由他这个行将就木的病夫照稿宣讲。直至如今，我眼前依然呈现出一副伛偻的身影、哆哆嗦嗦的双手、号召守纪律和忘我劳动的哽咽失声的嗓音、从手中纷纷掉落的一页页讲稿。我还知道，他自己也跌倒了下去……又被恰佐夫伸手托住了，不过这个片段当然不会播放出来。
所有这一切做法之所以成为可能，是不顾恰佐夫的坚决反对、但经契尔年科本人同意甚至渴望如此的结果，而怂恿契尔年科的则是格里中和他的亲信。这件事发生在2月28日，而3月10 日契尔年科即已不在人世了。
我刚刚下班回到家里，立即响起了恰佐夫报告契尔年科死讯的电话铃声。接完电话我马上与葛罗米柯、吉洪诺夫、博戈柳博夫取得联系，并确定在晚上11点召开政治局会议。
依照与葛罗米柯事先的约定，我俩在开会前20分钟左右会了面。
现根据记忆引述当时的对话如下：
“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①，我们应当共同努力，这个时刻责任重大呀。”
“我想，事情是明摆着的。”
“我考虑，我和您现在必须相互配合才好。”
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其他成员开始陆续赶来。
我宣布开会，通报了所发生的事情。全体起立默哀。大家听取了特邀到会的恰佐夫的汇报。他简要地讲述了契尔年科患病的经过和去世的情况。我说必须草拟各种文件，召开苏共中央全会。
就这么决定了。委派利加乔夫、博戈柳博夫、索科洛夫负责确保中央委员们按时抵达莫斯科，可以动用交通部和民航的力量。
组成了治丧委员会，其中包括全体政治局委员。涉及谁担任委员会主任的问题时，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故障。这里应当说明的是，已去世的总书记的治丧委员会主任照例都是推选未来的总书记担任。这时格里申突然说道：
“主任的事干吗要拖延呢？明摆着的事情，就选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②担任好啦。”
我提出不必着急，中央全会定于第二天下午5点开会，而政治局的会是在下午两点。大家都有时间（整整一夜外加半个白天）全面考虑，仔细斟酌。到时候我们先在政治局定下来，再把意见带到全会去。
就这样决定了。从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抽调的工作人员纷纷火速赶到。成立了几个草拟文件的小组。同梅德韦杰夫、雅科夫列夫、博尔金商定了我在中央全会上讲话的基本构想。做法是：立即向全社会和全世界表明我们的态度。
第二部分：权力的考验安德罗波夫（17）
不能再这样过下去了
我回到家里已是将近凌晨4点。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一直等着我。我和她来到别墅外面：从定居莫斯科的第一天开始，重要的谈话我们就从不在住宅和别墅里进行。我们沿着花园小径久久漫步，对所发生的事情和可能的后果作了认真的分析。
现在已经很难详细回忆我们的那次谈话了。但那天夜里的最后几句话却记得清清楚楚：
“你很明白，我到这里来是希望和相信能干一番事业，但眼下办成的事情却不多。因此，如果我真想改变现状的话，就应当接受那个建议，当然，要是再有人提出来的话。不能再这样过下去了。”
清晨将近。新的、真正决定命运的一天即将破晓。
早上利加乔夫来电话说，各地的第一书记一个接一个来找他，简直是对他轮番发起冲锋，一再追问政治局对未来总书记一事的意见如何。我驱车前往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全会即将召开。
直至如今，有关那次政治局和中央全会的各种谣传仍在广泛流行。其核心集中到一点，即似乎当时爆发了一场真正的争吵，提出了几个总书记候选人，可是从政治局会议直至中央全会，始终什么也没有谈拢。所有这一切纯属天方夜谭、无聊臆测，绝无其事。有关情况当事人一清二楚，其中许多人至今依然健在。
的确，鉴于契尔年科健康状况的急剧恶化，有关接班人的问题一直在酝酿讨论，也有人瞅准目标，不断试探自己的机会。在那些日子里，单是这种事已经够党中央机关忙活的了。
至于说在领导成员内部形成了一些派别，那倒是事实。
也有一些人不乐意要戈尔巴乔夫。总书记逝世前不久，当时掌管克格勃的切布里科夫有一次向我透露了他同吉洪诺夫谈话的内容，吉洪诺夫企图说服他不要同意选我担任总书记一职。使切布里科夫颇为惊讶的是，除我之外没有再提到任何人。
“难道他自己觊觎这个位子吗？”切布里科夫心想。
当时对我不怀好意之人不可能不了解民心所向和各地第一书记的态度。他们的决心越来越坚定，不容许政治局再次将一个老迈多病或软弱无能的人推上最高岗位。
州委第一书记中的几批人前来见我，要我采取坚定的态度，担当起总书记的责任。其中一批人还声称，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组织核心，他们不准备继续允许政治局在解决这类问题时无视他们的意见。
乌斯季诺夫已经不在了，不然就可以指靠他的支持了，就连葛罗米柯对我的态度也出现一些新的嫉妒性的成分，尤其是在我的英国之行以后。安德罗波夫还在世时，为了使葛罗米柯高兴，就让他当上了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仿佛是赠送自己的朋友和伙伴一份礼物。当时葛罗米柯在克里姆林宫有办公室，在斯摩棱斯克广场①拥有一座官邸。安德罗波夫身边的人开始议论葛罗米柯对权力的贪婪和巨大的虚荣心。
说起来很有意思，在制定外交文件和声明方面，可以清楚地看出两条路线。一条从党中央国际部经过AM亚历山德罗夫通向契尔年科，另一条是外交部的。第一条路线包括邀请对手进行谈判、寻求协议、放宽限制和改善关系。第二条路线则较强硬，可说是钢筋混凝土一块。葛罗米柯公然向契尔年科施加压力，在同国外代表团会谈时往往打断或不礼貌地纠正契尔年科的话。他明目张胆地对外交领域实行垄断。顺便说一句，我访问英国后他产生不满正是这个原因。
我事实上处于政治局和书记处的领导地位之后，便一直不容许外交部的活动不受监督。后来我才知道，促进我和葛罗米柯相互谅解的一系列活动突然产生了作用。参与其事的有葛罗米柯的儿子阿纳托利，以及克留奇科夫。一度同克留奇科夫关系密切的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向我讲述了全部经过。葛罗米柯对他们的想法做出了反应，似乎经过一番考虑之后改变了对某些事情的看法。
再说3月10日当时的事。直觉告诉我，一宿加上半天会使事情朝着需要的方向发展的，党中央得到的信息也证实了这一点。来找利加乔夫的是党内领导干部，找雷日科夫的则是另一系统的人——各部部长。
我要特别指出的是，无论对谁，即使是对利加乔夫和雷日科夫，我都不曾明确地说过“是” 或者“不”。为什么呢？我必须彻底摸清情况。我完全明白涉及的是何等样的事情，国家现在处于何种境地，应当如何对待负责干部。所以如果我能通过，所获得的也只能是人们常说的百分之五十加一票或者类似的情形；而如果选举不是普遍意愿的反映，我将无力解决已经出现的种种难题。坦率地说，要是政治局和党中央就这个问题发生争论，我就会取消自己的候选资格，因为对我而言事情已经很清楚，我们应当像意大利朋友说的有很大进展。
下午2时，我坐到了主持人的席位（最近一段时间这是我惯用的座位）上宣布开会，并说我们应当以政治局的名义向中央全会提出关于总书记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