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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这一方针大体上是行之有效的。至于具体工作方面，我力求与同事们紧密配合，掌握日常工作进程，作出业务方面的以及不仅仅是业务性质的决定。接下来，尽管很不容易，又进行了干部的更替工作，主持召开了两次扩大的中央全会：春天的一次，讨论中学改革问题，10月的一次讨论土壤改良的长期规划，由吉洪诺夫作报告。
冬天一到又出现了空前严峻的问题。各地求援的电报雪片般纷纷飞向中央。乌拉尔峡谷暴雪封山，交通中断。何止数十数百列火车被抛弃在那里，车上满载的是货物，是生产和人民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各种物资。国民经济面临瘫痪的威胁。
政府不得不进行大量的工作。当时各种具体的问题由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盖达尔·阿利耶夫负责解决。叶戈尔·利加乔夫也参与其事，他是我指派的，正好符合他的意愿，与他的工作作风也较适合。利加乔夫对各共和国、各地区解决问题的情况很不满意，他便想证明怎样才能完成这类任务。而且在总书记处于如此状态的情况下，必须表明党中央仍在正常活动。利加乔夫和其他人一道完成了这一使命。
契尔年科住院之后，工作就变得更加艰巨了。每个人都力求援引与契尔年科的谈话来证明自己的意见言之有据。往往出现这样的情形：同样一个问题，这个人这样说，另一个人所说的话却几乎完全相反，但两个人引用的都是总书记的话。领导层和机关中开始分化。有些人试图使我的工作复杂化，想把人搅糊涂。另一些人（而且越来越多）则公开表态支持我。
我不得不采取一些策略性步骤，例如对于历经曲折召开讨论科技进步问题的中央全会（会上应由我作报告）的计划，便是如此。为了筹备这次会议，建立了一个专门班子。工作很快就开展了起来。
我看到了两份不同的报告稿——伊诺泽姆采夫的和中央委员会机械制造部的，其中列举了一大堆从档案中抄来的对长达10年的有关情况的详尽分析。当时是继勃列日涅夫关于科技作用的著名讲话之后，又一次在党内准备召开中央全会。我一想：我的天，损失了多少时间呀，而在此期间许多国家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从而确保了日后许多年里强劲有力的发展。
然而距全会会期越近，我越强烈地感觉到契尔年科、吉洪诺夫、格里申、葛罗米柯等人拖延其召开的企图——他们都认为这会增强我的地位。总之，他们反对这次全会，而且并不隐讳。怎么办呢？我决定同契尔年科谈谈，亲自向他提出不宜召开全会的建议。于是我带了利加乔夫一道去医院看他。
“康士坦丁·乌斯季诺维奇，我们正忙于草拟党的代表大会的文件，恐怕已经没有时间再召开讨论科技进步的中央全会了吧？”
这位总书记的意见我很清楚，所以获得同意并不困难。
第二天政治局开会。我一开始便故意若无其事地说：“我同叶戈尔·库兹米奇①去看康士坦丁·乌斯季诺维奇了，他的身体很不好。我们进行了交谈，向他汇报了工作情况。”
说罢全场鸦雀无声，此时可能许多人都在琢磨：这么说来，戈尔巴乔夫和利加乔夫到契尔年科那儿去啦！他们两人单独去见他，这本身已经有名堂，要是两个人一块儿去呢？这是什么意思？大家都凝神谛听下文。
“告诉大家，我同康士坦丁·乌斯季诺维奇商量过了，我们一致同意从议事日程上取消讨论科技进步的中央全会。”
大家异口同声地，甚至可说是兴高采烈地支持这一建议。于是，召开讨论一个最为迫切问题的全会的设想，第二次被葬送了。后来总算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补救：1985年6月，我们在苏共中央委员会召开了一次大型会议，专门讨论加速科技进步的各种问题，我作了题为《党的经济政策的一个根本性问题》的报告。这都是后话了。
契尔年科之死
寿终正寝之日飞速地无可避免地日益临近。再也没有人对此表示怀疑。但需要想方设法哪怕维持一种假象，以表明那位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在政治生活中依然存在。
契尔年科不必说工作，连说话和呼吸也很困难，我见到他时不止一次地生出种种疑问：究竟是什么阻碍他辞去工作以便关注自己的健康？是什么迫使他肩负起领导国家这副力不从心的重担？
第二部分：权力的考验安德罗波夫（16）
答案未必一看便知。
是呀，一个人被剥夺了权力（就个人意愿而言，我们谁也不想放弃权力），正如任何一个被免职的人一样，说轻点儿，当然内心会感到很不舒服。
但是，简单地说“人性脆弱”是不够的。问题的实质更加深刻。社会未能掌握必要的信息以进行选择。要是全社会都了解勃列日涅夫和契尔年科的真实状况，得悉将近10年之久为国家掌舵的人竟然工作起来体力不支，那又该当如何！不过这种了解本身还毫无意义。因为我们国家并没有权力更迭的正常的民主机制。体制在这方面迄无规定，体制按照自己的规律在运转，于是一个病入膏肓、甚至智力欠缺的人也能高踞于权力金字塔的顶峰。向来谁也不敢否定这种秩序，可是突然之间，由于某些政治领导成员，首先是格里申的努力，这种弊病多端的做法一下子暴露无遗，其种种丑态展现在全社会面前。
我指的是1985年2月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选举活动期间所发生的事情。根据多年的传统，选举前夕举行了政治局委员在自己的选区与选民会见的特别仪式。以前我从未见过这种争夺讲话先后次序的情形。人人都想排到最后，恰好在总书记之前演讲，因为通常认为你越是靠后与选民见面，你在党内的级别地位越高。如果你在次序表上的排位倒数第二，那就意味着你很可能距离总书记一职仅差一步之遥，而总书记总是最后一个讲话的。
选举定于2月24日进行。候选人与选民的会见即将结束。由于契尔年科无法前来参加会见，取消会见又不可以，我们便在内部商量，如何以最小的政治代价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应当帮他写一份书面讲话，再由选举委员会组织一次集会，在会上宣读他的讲话。既然事情关系到总书记，集会上便必须有中央的代表出席。
令我大感意外的是，格里申突然插手此事，单独跑去同契尔年科谈话。这已经超出了公认的道德标准范围，而且显然谈了些什么名堂。无论如何，他是开始了一场极不光彩的政治阴谋活动，因为他断定合适的时机已经到来，机不可失。
毫无疑问，格里申并非单枪匹马地行动。部分领导人，首先是那些认为“必须阻止戈尔巴乔夫”的人，对他相当赞赏。他尤其寄希望于契尔年科身边那些人，因为这伙人都明白必须准确无误地选择投靠对象，以便总书记逝世后他们依然能顺风顺水。正值这个时刻，知识界中的一部分人，尽管为数不多，也着手“描绘”一幅精彩迷人的格里申肖像。
格里申明白无论如何也无法避开我，因为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工作事实上是在我的领导之下进行的，于是他给我打电话说，他受契尔年科之托，准备组织集会并代为宣读讲话稿。我并没有给契尔年科去电话，而是向他的助手们询问了此事，这些人也证实了格里申转述的总书记意见。
2月22日，格里申利用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职权，将与选民会见集会的控制权抓到自己手中，并宣读了契尔年科的讲话稿。我同利加乔夫、葛罗米柯、济米亚宁、库兹涅佐夫等人一道坐在主席团里，坦白地说，对自己参与了这出闹剧感到十分难过。而格里申以他特有的干巴乏味、令人厌烦的语调一个劲地念稿子，还力图装出副慷慨激昂、热情奔放、才华横溢的模样。眼前这一切情景，隐隐蕴含着某种荒诞不经的东西。我不能表示异议，因为这是契尔年科本人的意愿，他的最后一个愿望。
归根到底，这种事毕竟还可以忍受。但是根据格里申的意图，刚刚结束的还仅只是这场悲喜剧的第一幕。下面还有两幕：对契尔年科进行投票和授予他当选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代表的当选证书。
2月24日，人们将投票箱搬到他医院卧室隔壁的房间，布置得使人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