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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勃列日涅夫相当友善地打断他的话说，“你又不了解收割是怎么回事。这个问题要解决。”
但柯西金并未就此打住，他的火气越来越大：
“这不给我们这些政治局委员散发了农业部的报告。是戈尔巴乔夫签署的。他和他那个部让地方主义情绪牵着鼻子走，我们可没有多余的外汇进口粮食。不能姑息迁就，要提出严格要求，完成收购任务。”
我明白部长会议机关工作人员会挑唆柯西金采取反对态度，却没有料到他会作出如此反应。因为指责相当严厉，我也控制不住了，便说要是部长会议认为我和农业部软弱无能，那就让他们自己派人去收粮食，把余粮收集工作进行到底好了。
出现了死一般的寂静……得设法退出这场争吵。这时一位主持人出来圆场：
“列昂尼德·伊里奇①，”他大声说道，“一切就绪，该进场了。”
我们跟在勃列日涅夫后面，鱼贯而入。
向宇航员颁奖的仪式结束后，我回到办公室。心情沮丧。不仅因为正好是与我很敬重的柯西金发生冲突。在这种时候我尽量表现出冷静，尽量清醒地去作出评价：我是否有不对之处？收购政策中贯穿着强硬路线，不过也有一道我认为无论如何不可逾越的界限。可以把粮食统统收光，一粒不剩，党在这方面的经验绰绰有余。然而这对农民来说是不光彩的行为，也是反国家的行为。不应当采取压制的方式，应当寻求明智的办法。
第二部分：权力的考验在老广场（5）
过了一刻钟，勃列日涅夫来了电话。
“还在难受吗？”他问道，显然是想鼓励和安慰我一下。
“是啊，”我回答道。“可是问题不在这儿。说我采取非国家的立场，我接受不了。”
“你做得对，别往心里去。确确实实应当让政府多管一管农业。”谈话到此结束。
两小时后，又来了个电话。是柯西金打的专线电话。他若无其事地说：
“我想把我们的谈话继续下去。”
“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这时我一点也不生气了，“要么您在这最后阶段真的把工作接过去吧。我是头一次遇到这样的运动，今年的形势又这么严峻。”
柯西金没有作声，过了一会儿他回答说：
“您的报告我又看了一遍。您向政治局提出建议吧。”
他讲这话时也没有一点怒气，没有申斥，不过并没有道歉。算了吧……
顺便说说，柯西金曾经批驳的那次收购任务同样没有完成。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与柯西金的争吵给我带来了完全意想不到的后果。看来某些领导人对这件事的理解太简单化了，认为是我对柯西金本人很厉害。深秋的一天，苏斯洛夫找我谈话时，我想到了这一点。他说：
“刚才我们交换了一下意见。很快要开中央全会。打算加强您的地位。有人提出让您当政治局委员。但是我不赞成，我想让您知道有这么回事。我们推荐您当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样好一些。同您共事的都是干了5年、10年、15年的中央书记。有什么必要把自己的周围搞得那么紧张呢？”
他说得对。
首都生活
到中央委员会工作以后，很少有时间顾及家庭和休息。可是要习惯首都的生活，建立新的关系。我们当然希望弄清我的新同事的家庭生活气氛，希望同他们认识。可是一切都与我的设想相去甚远。
聚会和做客都不受鼓励，这算什么……勃列日涅夫自己只邀请十分有限的几个人：葛罗米柯，乌斯季诺夫。邀请安德罗波夫、基里连科的时候少一些。当然也有例外。1979年初夏，苏斯洛夫邀请我们全家人一起度周末。约好了到远郊一处空着的斯大林别墅去游玩。他带上了女儿、女婿、外孙。几乎在那里呆了一整天：游玩，交谈。午饭根本未做安排，不过茶点倒是有的。这是一次斯塔夫罗波尔人的聚会：仿佛是莫斯科的老住户对新从边疆区调来的年轻同事表示关心。
尽管同安德罗波夫关系不错，却从未在家庭的气氛中交往过。有一次我试图主动邀请，结果是碰了一鼻子灰，至今想起来还觉得难为情。1980年年底我成了政治局委员，我们两家的别墅正好挨在一起。第二年夏天我给他去电话：
“今天我们是斯塔夫罗波尔的吃法。我们还像从前那样，请您和塔季扬娜·菲利波夫娜过来吃饭。”
“是啊，那是一段美好的时光，”安德罗波夫十分平静地答道。“可是，米哈伊尔，现在我就得推辞了。”
“为什么？”我很吃惊。
“因为明天就该开始议论了：是谁？在哪儿？为什么？都讨论了些什么？”
“至于吗，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我诚恳地试图反驳。
“就是这么回事儿。我和塔季扬娜·菲利波夫娜还没有出门，那边就该开始向列昂尼德·伊里奇①报告了。米哈伊尔，我说这话主要是为了你。”
从那时起，我们就再无邀请别人或者应邀去做客的想法。我们继续与老朋友聚会，结交新的朋友，相互到家里做客。但他们都不是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同事。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同样很难融入新的关系体系，始终未能在如今称之为“克里姆林宫夫人”的很特殊的生活中找到自我。跟谁也没有深交。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参加了几次夫人的聚会，因那种气氛而惊讶不已：这里充满了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傲慢、猜疑、谄媚和不讲分寸。
夫人的世界像镜子一样反射出身居高位的丈夫的职位等级制度，此外再加上某些女人的特点。已经到了滑稽可笑的地步。1979年3月8日，按照惯例举行了政府招待会。所有领导人的妻子都在会场门口列队欢迎外宾和本国女同胞。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站在有空位的地方，绝未料到这里严格遵循着等级服从制度。
一位“主要的”太太——基里连科的妻子正好站在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旁边，这时转过身来，毫不客气地用指头指给她看：
“你的位置在那儿……最后一个。”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老是说：这都是些什么人啊？
离开“上流社会”的圈子，一切都简单得多。伊琳娜和阿纳托利很快就进入新的大学生群体，交上了新朋友。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也恢复了自己的学术联系。她与莫斯科大学、哲学研究所的老熟人和同行建立了联系。马上进入她所熟悉的学术讨论、研讨会和一般友谊聚会的天地。还学起了英语。
一有空闲时间，我们就要一辆车，去参观莫斯科。最先去的是靠近市中心的老地方。莫霍瓦亚大街、红门、克拉斯诺谢利斯卡亚大街、矗立着熟悉的消防？望塔的索科利尼基、鲁萨科夫俱乐部、斯特罗门卡大街……我们伫立良久。前往亚乌泽河边。驱车过桥，来到普列奥布拉任斯卡亚广场。这里已面目全非，无法辨认：旧广场不见了！伤感至极。
我在克拉斯纳亚普列斯尼亚也有同样的感触。1951年我身为大学生和宣传鼓动队副队长，在这里搞过选举。当时我抛开学业，奔波在大格鲁吉亚街和小格鲁吉亚街摇摇欲坠的一片片小破屋中，讨好选民，张罗着修理楼梯和屋顶、龙头和开关、锁和门，因为选举前夕任何一个最少言寡语的老太太都会坚定地声称：
“老弟，你给办了吧，要不我就不去投票！”
可那是50年代的莫斯科。如今小破屋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幢幢多层楼房。列宁山上也是景色一新，过去莫斯科大学和莫斯科河畔的滑雪跳台，在四周的空地和矮屋的衬托下显得孤零零的。昔日的切廖姆什金村住着建筑工人，我们还到那里领过父母寄来的包裹，如今已是高楼林立，俨然一个设施完善的现代化小区。
第二部分：权力的考验在老广场（6）
目睹这一切，我的心情是矛盾的。那些年久失修的旧房当然无法居住。然而其内心的温馨感、与大自然近在咫尺、特有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