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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么说，毕竟选中了我。毫无疑问，勃列日涅夫生怕失误，到最后一刻还心存疑虑。因此同我的谈话早先没有进行。勃列日涅夫在物色进入领导班子的人选时慎之又慎，需经过长时间的困难的选择。可一旦做出决定，就决不放弃。
整个夜晚我都是在饭店的窗户旁边度过的，逐一回顾了许多往事。不觉已是次日早晨，到了准备参加全会的时候。考虑再三，决定如要发言，一定要讲农民的状况，谈国家对农村的政策必须改变。
我早早地离开了饭店，免得碰见人。不想多费口舌去作解释。
苏共中央全会于10时开始举行。克里姆林宫斯维尔德洛夫大厅内的座位事先未作分配，但人人都知道自己的座位，有些人已在此稳坐了几十年。
一切都和契尔年科所说的完全一样。一上来就是组织问题。勃列日涅夫最先提出选举中央书记，点到我的名字，三言两语讲了我的情况。我站了起来。没有问题。一致通过。平平静静，没有情感的流露。
然后，全会同样平静地将契尔年科从政治局候补委员转为政治局委员，并选举吉洪诺夫和谢瓦尔德纳泽为候补委员。“根据健康状况和本人的要求”免去马祖罗夫的政治局委员职务。整个程序只用了很短的时间，没有发言，没有提问，也没有反对意见。
全会听取并讨论了苏联国家计委主任巴伊巴科夫《关于1979年苏联经济与社会发展国家计划的报告》和财政部长瓦·费·加尔布佐夫《关于1979年苏联国家预算和1977年苏联国家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会议休息时，我在侧厅里被熟人、同事和部长们包围起来，他们纷纷向我表示祝贺。但持续的时间不长，我应邀前往主席团的房间，里面聚集了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书记。
我走了进去。大家都在那里。安德罗波夫离我最近。他面带微笑，迎上前来：
“祝贺您，‘小灌木丛’。”
柯西金走过来，不知为什么十分信赖地说道：
“祝贺您当选，很高兴您成为我们中间的一员。”
我走到勃列日涅夫面前，对他讲话。他继续喝他的茶，只是点了点头。全会结束后，我回到饭店。有人在等着我：“您可以使用吉尔轿车，房间里高频电话已经安好。您将有一名值班军官，所有的差事都交给他办……” 亲眼所见使我信服了克格勃机关和中央办公厅办事之干净利落。同勃列日涅夫的谈话
我给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往家里打电话：“晚上听新闻。”次日上午，我未经邀请，也未事先提出要求，就到克里姆林宫去见勃列日涅夫，请求秘书通报。
我十分需要勃列日涅夫的接见。我想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否则就无法开展工作。不知道他是否想见我，不过我马上被请进他的办公室。勃列日涅夫坐在一张大桌子后面。我在靠近他的地方坐下，发现总书记的心情不好，心不在焉，有些沮丧。整个谈话过程中始终处于这种状态。
我首先对于当选表示感谢，讲了农村、土地对我意味着什么，并表示立即投入工作。
“我不知道能否成功，但有一点是可以说的，”我最后说道，“我一定竭尽所能。我知道您对农业一向有兴趣，希望得到您的支持。”
来克里姆林宫的路上，我本想向勃列日涅夫讲讲关于农业政策必须改变的想法，但我明白了或者说感觉到了这毫无意义。他不但不参加谈话，而且对我的话、对我毫无反应。我觉得此时此刻他对我绝对是无动于衷。他所说的惟一一句话是：
“库拉科夫真可惜，是个好人啊……”
第一部分：初试锋芒当选中央书记（6）
我感到目瞪口呆。同勃列日涅夫见面后，我明白自己是莫名其妙地遇上了倒霉事。心里很不痛快。
我从克里姆林宫出来直奔老广场①。中央办公厅主任帕夫洛夫已在等我。我的前任库拉科夫在老楼的四层办公，与五层的勃列日涅夫办公室近在咫尺。我的办公室则安排得较远：在新楼（六号门）。
帕夫洛夫一五一十地向我交代说，中央书记“应有”：每月800卢布（和列昂尼德·伊里奇一样多），伙食限额为每月可订购价值200卢布的食品（政治局委员为400卢布），工作时间的伙食成本和礼仪方面的开销均由办公厅承担。
“关于住宅、别墅以及服务人员的建议，赶在您从斯塔夫罗波尔回来的时候拿出来，”帕夫洛夫最后说。
决定对各位中央书记进行礼节性拜访：谈一谈，接触接触，毕竟大家要在一起工作嘛。分别拜访了多尔吉赫、卡皮托诺夫、齐米亚宁、里亚博夫和鲁萨科夫。我去见波诺马廖夫时，听到了他对农业的建议。顺便说说，这种情况一直继续下去，至他退休方告结束。波诺马廖夫属于“业余农学家”，他乘车从位于乌斯片斯基的自家别墅出发，注意到了沿途看到的一切……
“昨天我看见路边有一块地。庄稼熟了。该收割了，可是按兵不动。这叫什么事儿？”
要么是：
“昨天我在别墅附近散步，来到一片冲沟旁边，草有齐腰深…… 为什么不割？在瞅什么呢？”
确实如此：堂堂国际问题的专家，却煞有介事地就农业提出“专家”的建议。
最让我感到吃惊的则是拜访中央书记时，机关工作人员、那些助手和顾问的表现。许多人我都很熟悉，我每次到莫斯科大家都在一起说说笑笑，已不下数十次。我觉得关系很正常。曾几何时……我在每个接待室见到的仿佛是另外一些人了。出现了某种“距离”。机关工作人员都经过严格训练，遵守纪律，我明白了，如今是“官阶表”在起作用，它取代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下级对上级的尊敬在苏共中已成为牢固的准则。
我同农业部长弗拉基米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卡尔洛夫之间有着良好的同志关系，我请他把如今要在一起工作的人召集到一起。这里也一样……昨天他们还在向我提建议讲指示，干预边疆区的事务。而且每个人都意味深长地打着官腔说“有个意见……”是谁的意见不说。毕竟与我的关系还算正常。而现在把他们召集到一起时，都以一种戒备的目光看着我这个“上司”，并且提心吊胆：来了个“新扫帚”。必须讲明来意，解除顾虑，因此我立即宣布：
“我不打算搞干部的频繁调动，咱们还像原来一样地工作。”这下大家都放心了，开始了实事求是的谈话。
游戏规则
接下来是拜访安德罗波夫…… 这次见面是他的主意。不过我觉得他安排见面是得到了勃列日涅夫的首肯。谈话刚开始有一个短暂的停顿。而且整个谈话都与我们以前的多次谈话大不一样。
“米哈伊尔，我想向你介绍一点情况。你知道吗，现在团结最重要。团结的核心就是勃列日涅夫。这点要记住。领导班子中曾经有过……怎么给你说呢……我指的是，比方谢列斯特或者谢列平，那个波德戈尔内。他们都自行其是。现在这号人没有了，要巩固已经取得的成果。”
我不习惯像打哑谜一样与安德罗波夫讲话，于是我直截了当地说：
“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您对我、对我的观点和立场最了解。我并不打算为了取悦谁去改变自己的观点和立场。”
安德罗波夫微微一笑。
“那太好了。因为我看见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①已经开始竭力讨好你了。要顶住。”
原来如此！全会休息时间在主席团房间里接受祝贺时，我发现安德罗波夫正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看来，他并未放过柯西金那句话和说话时信任的口气。
我问道：
“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请您原谅……至今我认为我们俩是朋友。现在有什么变化吗？”
“没有，没有，”他回答说，“此话不假，我们俩是朋友。”安德罗波夫此后并未食言。
然后我给苏斯洛夫去电话，他请我过去。我早就认识他，他对斯塔夫罗波尔有着深厚的感情。1939年他从罗斯托夫到我们边疆区来当第一书记。在斯塔夫罗波尔，人们将走出残酷的30年代斯大林大清洗时期与他的活动联系在一起。他在同我谈话时回忆道，当初形势极其严峻，他纠正错误的最初步骤受到部分干部的反抗。斯塔夫罗波尔市卡冈诺维奇区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