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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常识告诉我，这有可能是一种错觉。对于旅途中的我来说，车窗外，任何一个地点之上的风，都是那一个地方的风，它们与经过的火车没有直接关系。一列火车的经过，至多是造成那列火车与周围空气的相互摩擦，而产生“风”这样的东西，这一点，我已经用自己的眼睛证明：视野远处的那些树木，它们不仅没有像风那样地去追赶火车，却一直在急切地后退；我看见，它们的枝叶在这个季节里轻轻地摇曳着，不会像轨道近处的草木，因为有了一趟列车的经过，而加大了摇晃的幅度。当列车速度慢下来，在商南车站停下时，那原本一直呼啸在我耳边的风声，也就消失了，但商南站台附近的那几棵细细的树，仍然在属于商南那个地址之上的微风中摇晃着。
面对这样的错觉，我常心存怀疑，因为我乘坐过的任何一种交通工具，都确切无疑的是要行驶在风中的，依然记得，十多年前的一个夏季，我经河南郑州去浙江宁波，乘坐的交通工具是汽车，可那时的长途汽车还很少有空调，也不行驶在高速公路上，天气的酷热让我汗流浃背，近30个小时的时间里，我的衬衫一次次被自己的汗水湿透，再被涌进窗内的热风一次次地强劲吹干。这难道也是错觉？如果这也是错觉的话，那么又是哪个地方的风吹进窗内，将我的那件白衬衫一次次地吹干？
k708次列车继续在风中奔跑，安庆至西安的大地上也由此有了火车经过时——那列火车所投下的阴影。火车的阴影与树的阴影、建筑物的阴影不同，它虽然会在某个地址上作短暂地停顿，但它一直是以“不断”这样的方式，紧跟着火车，能够将所有的“停顿”串联起来，一路穿州过省地前行，在到达某个地址的同时，是为了准时离开那个地址，再去抵达下一站。我曾这样寻思过，在一望无际的大地上，能将“到达”和“离去”结合得如此没有缝隙的，大概只属于火车这样的交通工具，而乘坐火车的人却不如此，他们或他们影子的“到达”和“离开”相隔甚远，在“到达”和“离开”之间的那一段时间里，自己的影子已移至他们抵达的那个地址之外的另一个地方，常常被别处的雨或雪打湿……火车再次减速，进站，然后停住。我看见，车厢内，有人早在车门前等候，要在这里下车；站台上，有人拖着行李，正急匆匆地向列车走来。当k708次列车在商洛站仅停留了几分钟，于10：29开动时，随着车速提升，风的呼啸声便再次在耳边响起，并且通过窗口灌入车厢。有人叫来列车服务员，嘟嘟囔囔地将不知道谁打开的那扇窗户关上了。
风被关在窗外，它是无形之物，我能听见它的声音，却始终看不见它是什么形状。我看见的是：不知谁扔下去的一只红色塑料袋，被风刮起，摇摇晃晃地刮得很高、越来越高，最后飘浮在商洛站台上的那片天空中。
这肯定不应该是西北大地上的风景，但那只飘浮在商洛站月台上空的塑料袋，却让我记住了：下一站，就是西安，将于13：14到达。走出西安火车站，用上十多分钟时间，我就能望见城墙，并登上城墙……此刻，我看见了西安城墙，它是青色的，很高，阳光下，就肃穆地站在护城河的那一边，但那上城墙的门在哪里？我不知道；城墙上的风大不大，是否能将我的思绪吹散到那一个“长治久安”的长安城中去？我也不知道。
凹陷之地
在西安、临潼以东、骊山的脚下——那几柱飘浮的光线昏黄，起于遗址大厅棚顶高处，避开观望者的头部，夹杂着西北高原黄土的气息，暗淡地向下散射，打在了兵和马的身上。坑道之中，那些秦代的将士个个身材魁梧高大，装束简单，他们腰板挺直，面目表情不一，却嘴唇紧抿，整齐地集结在浩大的坑道中，就像是等待着那一声号令，即将踏上征程。
目光向下，但我一直没有听见那来自凹陷之地战马的咴咴嘶鸣；也没听到士兵出征时——脚踏大地的步履声。也许是他们与我之间的距离过于遥远——他们远在两千年之前的那个秦地，因此，这些已经服役了几十个世纪，至今仍然没有退役的兵和马，当他们最终等来的不再是出征的号角，而是一批又一批“游览者”的目光时，我总觉得，今天，他们以这样的方式出现，就有了走上舞台演出的意味。
然而这样的“舞台”，却与我们日常生活中那个高于观众席的舞台不同，它经过历史泥土的叠压，是属于现代汉语的一个名词：遗址。它低于地平线，并且曾经是藏匿于地表下、历经过多少个朝代的秘密，陷于黑暗之中，是为了不让人们看见！因此，当它在几十年前的那次偶然巧合，而被人们发现、并进行后来的田野考古发掘之时，就注定了这些“兵”和“马”，在那个时间之后的某一天，会以“遗址”的方式——走上“舞台”，并面对纷至沓来的观众。
事实也是如此，在2011年夏日某个酷热的中午，正是那张价值90元的游览门票，将我和众多的“游览者”带到了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并让我如此近距离地看到了大秦帝国军团兵阵。这样的遗址仍然是古代的遗迹，它被发掘之后，经过我们的修复加工，总在发掘原地的那个凹陷之处出现。其时，我看到的那些兵和马，身在坑道之中，仍然保持着两千前的模样，不吭一声，一动也不动。游览者手中数码相机灯光的闪耀，一次次照亮了他们的脸，将遥远时间之中的兵和马的定格，再次定格并存储在两千年之后的相机和电脑里。
遗址展厅中的空气有些湿闷，那里的光线依然很不明亮，在向更低的地方滑行。那个左腿蹲下、右膝跪地的弓箭手，他手上的弩和箭，怎么没看见，都到哪里去了？最后的那根箭，或许已从箭袋中拔出，离弦而去，却不知飞落到何处；而那张弩则也许是木制的，早已朽烂，而成为他脚下的泥土。这自然只是我的一个推想，而且这个推想的正确与否，仅与那个“游览者”的我有关。
此时，我转身来到弓箭手的背后，看见了弓箭手因为单腿跪地，而必须踮起脚尖的——那只脚上的鞋子。是的，我看到了那只脚上的鞋子。这位弓箭手不是反撇子，这从他持“箭”握“弩”的手势上已经看出；整个身体的重量，大都压在那只踮起脚尖的右脚上，因此，我看到的那只鞋子——除了踮起的脚尖，鞋子的大部分离开了地面，这样，我就能够清楚地看到了那只鞋的鞋底了。鞋底很厚，很结实，自前脚掌起，到脚掌心，再到脚掌跟，疏密有致的针脚，工工整整、一针一线，纳进了那个秦代女子的多少心思与工夫？
没有人会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发问，连我自己也觉得近乎荒谬，只在心里想过，不可以从我嘴里说出，现在说出它，是为了证明我完成了我渴望已久的西安之旅，到过兵马俑遗址，并仔细注视过一只鞋子的鞋底。
然而，那只鞋底作为这件雕塑本身的一部分，与其他众多的俑一样，仍然是陶，它们都是两千年前那个地方黄褐色的泥土烧制的陶。
鸿门之约
举办的地点可以确定：在西安临潼新丰镇鸿门。宴会举行的时间也可以确定：在公元前206年冬天的那个上午。但赶赴这场酒宴的路途那么遥远，我必须乘坐k708次列车，自我的居住城市安庆出发，一路风尘仆仆要途经合肥、叶集、固始、商城、西峡、商南、商洛等十八个城或镇，赶到临潼新丰镇时，已是今年夏天的某日下午。
今年是公元2011年！
毫无疑问，这场宴会已经结束，并且是早已在两千多年前冬天的那个上午就结束了。精心摆设的筵席已撤去，青铜利剑的格击声也已远去并消逝；吃过这次筵席的人，不管他是英雄还是枭雄或谋士，都因为时光如水急速地流逝，而一去不复返，只能成为史书中的一段记载。
在刚才转乘的公交大巴走出西安的车窗外，我看到的是与我居住地安庆不同的地貌。一马平川的大地上，树木很少，粗壮一点的树是槐，或圆柏，可那些槐树还没有在这个夏日里开花，它们寥寥可数，一棵或三两棵地生长在道路边或田地里。但车行至新丰镇时，地形却有了改变，几乎是直上直下的“塬”，突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