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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延善养士卒；勇略过人；是蜀中唯一的超群绝伦的上将；刘备拔魏延为汉中督；“一军尽惊”；在北伐中；魏延曾率兵大败魏国名将郭淮；立下赫赫战功。诸葛亮北伐时；“蜀兵轻锐；良将少”（《诸葛亮传》注引《袁子》）；然对于魏延这样一个难得的将才却始终不肯委以方面之任。“延每随亮出；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亮制而不许。延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蜀书·魏延传》）魏延的军事才干；诸葛亮不是不知；但为何不尽其才？个中原因值得探究。由于北伐是诸葛亮“自取”的本钱；故北伐的军事指挥大权必须牢牢掌握在他自己的手中。魏延可以建立战功；但必须在诸葛亮的直接指挥下；是诸葛亮神机妙算的结果。然而“性矜高”的魏延却冀图“如韩信故事”；单独统率一支军队；这在诸葛亮看来；就是要摆脱他的“领导”；和诸葛亮争夺北伐的军功；这当然要遭到诸葛亮的“制而不许”。
诸葛亮自出隆中以来；政治道路可谓一帆风顺；从一个“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的耕夫；一跃而为总揽蜀汉军政大权的宰相。在刘备“自取”的许诺下；诸葛亮离帝位仅咫尺之遥。然而“北伐”就像一座高不可攀的大山；挡住了诸葛亮登上九五之尊的道路。从公元228年至234年；诸葛亮五次伐魏；可以说是连年动众而屡出无功；导致蜀国兵疲民困。为了北伐；蜀汉的青壮年男子几乎悉数充兵；为了保障后勤供给；乃至役及妇女。诸葛亮“空劳师旅；无岁不征；未能进咫尺之地；开帝王之基”；反而“使国内受其荒残；西土苦其役调”（《蜀书·诸葛亮传》注引张俨《默记》）；引起蜀中士民的普遍不满；在此局面下；一生谨慎持重的诸葛亮当然不敢受汉禅。随着星落关中；诸葛亮病逝于五丈原；其“自取”的目标最终未能实现。为了北伐；诸葛亮确实做到了“鞠躬尽力；死而后已”；然而其真实目的又是什么呢？除了世人一致敬仰的“忠心”以外；是否还有极其隐蔽；不易识破察觉的“私心”？当然；要揭开这层厚重神秘的面纱绝非易事；正如白居易在《放言五首并序》诗中所云：“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其实；人的欲望与追逐的目标是会随着主客观条件的变化而不断改变的。即如曹操“亦未遽有觊觎神器之心”（卷6“荀传”）；他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说：初起兵时；仅“欲为国家讨贼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此其志也”（《魏书·武帝纪》注引《魏武故事》）。操之“不逊之志”；是在其“三分天下有其二”时；才逐渐萌生的。诸葛亮遭逢乱世；幸遇明主；初必竭尽全力酬答刘备的知遇之恩。然“后主时；诸葛亮功德盖世”（《蜀书·赵云传》）；又掌握了蜀汉的军政大权；其是否能心甘情愿地辅佐幼主；就很值得怀疑了。汉魏之际；五德终始说盛行；皇权衰落到极点；君臣名分的纲常伦理亦遭到严重破坏；这就给权臣受九锡与禅代鼎革提供了政治土壤与舆论基础。在此历史背景下；一旦时机成熟；诸葛亮效仿“汉魏故事”；在蜀中筑起受禅台亦是极有可能的。
千百年来；人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把诸葛亮奉为中国古代社会忠臣贤相的圭臬；而笔者却通过上述分析得出诸葛亮可能“自取”的结论；这是否有损于诸葛亮的形象？
笔者认为；倘若诸葛亮取代蜀汉王朝；自己登上九五之尊；即如同曹氏代汉、司马氏代魏一样；属于正常的易代更祚。在封建的纲常伦理、正统观早已被否定的今天；再去讨论所谓权臣“篡位”问题；已毫无意义。连古代有识之士都认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惟有德者居之。”“自古已来；能除民害为百姓所归者；即民主也。”（《魏书·武帝纪》注引《魏氏春秋》）所以我们现在来评价王莽、曹操、司马昭等人的历史功过；都不会迂腐到再以其是否篡位作为评判的标准。对诸葛亮而言；当然亦应同理。
客观地分析；诸葛亮代汉称帝；不仅不能视作罪状；反而应当看成是顺应历史潮流。“天厌汉德久矣”；《后汉书·孝献帝纪》中的这句话；极其准确地显示出当时社会舆论的主流倾向：东汉王朝腐败透顶；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天下咸知汉祚已尽；异代方起”＇1＇（《魏书·武帝纪》注引《魏氏春秋》）；这是大势所趋；是历史发展之必然；谁也阻挡不住。
既然汉朝气数已尽；汉家天子还值得辅佐吗？既然不值得辅佐；取而代之又有何不可？自古以来；大凡乱世之际；定是自负雄才伟略者风云际会之时。东汉末年的形势是“郡郡作帝；县县自王”；诚如曹操所言：“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魏书·武帝纪》注引《魏武故事》）袁绍、刘备、孙权等人皆骂曹操是汉贼；其实他们自己也不想当汉臣；也想称帝称王。诸葛亮才智谋略并不弱于曹操、孙权、司马懿等人；他手中又握有“自取”的先帝遗诏；若天假以年；且北伐成功；克复中原；诸葛亮本人；抑或其子孙；受九锡；登上皇帝宝座岂非是顺理成章之事？我们又何必为之惊讶呢！
鞠躬尽瘁的诸葛亮不过是个野心小人
权倾朝野的诸葛亮－－从刘备托孤与《出师表》及北伐、斩马谡等事看诸葛亮其人。
公元223年，
蜀汉昭烈帝刘备连连遭遇了一系列重大挫折，东部咽喉重镇荆州在曹魏和东吴的夹击下被夺取，随即情同手足的心腹大将关羽、张飞接连身亡，他亲自带军出征却在夷陵之战中大败而归，最后终于在白帝城病故。
刘备病危之时，召丞相诸葛亮、尚书令李严托孤，命二人辅佐其子刘禅，其间刘备与诸葛亮曾经有一段对话，据《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记载是这样的：“章武三年春，先主于永安病笃，召亮于成都，属以后事，谓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先主又为诏敕后主曰：‘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
这段话和事情的经过，就是被后世人所津津乐道，推举为君臣之间肝胆相照的千古佳话的白帝托孤。此段加上后来诸葛亮为北伐而上的《出师表》，一直以来被作为推崇诸葛亮“千古第一人臣”的典范事例和佐证。
对此，我是有不同看法的。
诸葛亮，作为一个在乱世之中奉行法家申韩之术的人物，其面目绝非象一直以来文人骚客们所描绘的那样谦恭，而是一个懂得时刻要牢牢把持权利和实力，关键时刻对任何人都绝不手软的政治家，包括对其第二个主子刘禅以及朝野上下的大臣、百姓在内，莫不如此。
我们先来看看白帝托孤。
白帝托孤，刘备对诸葛亮说的“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一段话和诸葛亮后来的“鞠躬尽瘁”，既不是刘备首创，也不是仅仅只发生在诸葛亮身上。远的不说，在三国早期，东吴奠基人孙策在临终时就已经上演过这样一出戏文。《三国志》《吴书》《张昭传》：“策谓昭曰：‘若仲谋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正复不克捷，缓步西归，亦无所虑。’（张昭）上表汉室，下移属城，中外将校，各令奉职。权悲感未视事，昭……乃身自扶权上马，陈兵而出，然后众心知有所归。”
此时孙权年约十九，而刘禅是十七岁登基，两人的年纪大体相仿。但孙策死的时候，正值各路军阀混战、孙策势力东征西讨乘机扩张之时，其势力并未得到巩固，显然比不得早已扎稳根基的蜀汉政权，所以张昭受孙策临终嘱托后，其“上表汉室，下移属城，中外将校，各令奉职。权悲感未视事，昭……乃身自扶权上马，陈兵而出，然后众心知有所归”等一系列的举动，比之刘备托孤后诸葛亮的作用，要重要的多。而论地位，张昭之于东吴不逊于诸葛之于蜀汉，再论发生年代也是孙、张在前，后世人等独推昭烈、孔明而漏桓王、子布，显然并非是记性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