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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旗号。然东晋北伐乃是一把双刃剑；于东晋朝廷而言；北伐成功虽然能收复旧土；华夏一统；但权臣却因功高而坐大难制。东晋权臣每每以北伐为增加权势及声望的资本。凡北伐稍获胜利；即冀获封王及九锡之赐；为移鼎更祚创造条件。东晋大将桓温灭蜀后；声望大著；“朝廷惮之”；形成了“政由桓氏；祭则寡人”的政治格局（《孝武帝纪》史臣曰）。桓温都督中外诸军事；“自谓英猷不世；勋绩冠时；挟震主之威；蓄无君之志”；桓温虽觊觎神器；但深知必须“立奇功于赵、魏”（《桓温传》）；收复关中、许洛之地；才能获得超越人臣名分的九锡殊礼；进而逼迫晋帝禅位。史载：“温既负其才力；久怀异志；欲先立功河朔；还受九锡。”及殷浩失败被废；“内外大权一归温矣”；桓温率军北伐；前两次虽取得一定的战果；然太和四年（369）的第三次北伐却以惨败而告终。“既逢覆败；名实顿减”（《桓温传》）；在谢安、王彪之等世家大族的抵制下；桓温欲加九锡的图谋终成泡影。
如果将桓温“欲立功河朔；还受九锡”与诸葛亮所云“若灭魏斩睿；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两相对照；可以清楚地发现；两人虽处于不同的朝代；但在大致相同的历史背景下；其言行何其相似乃尔。
与诸葛亮、桓温相比；南朝刘宋开国之君刘裕是幸运者；他的北伐在局部范围内获得了成功；从而加九锡；最终夺得司马氏江山。《魏书》卷97《岛夷刘裕传》载：“裕志倾僭晋；若不外立功名；恐人望不许；乃西伐姚泓。”义熙十二年（416）八月；刘裕率军北伐；临行前；其心腹刘穆之谓龙骧将军王镇恶曰：“公今委卿以关中；卿其勉之。”镇恶曰：“吾今不克咸阳；誓不济江；而公九锡不至者；亦卿之责矣。”（《岛夷刘裕传》）晋军势如破竹；于当年十月攻克洛阳；而朝廷尚“未遣九锡”；王弘奉刘裕之命“还京师；讽旨朝廷”（《王弘传》）；求加九锡。及刘裕平关中；擒获后秦主姚泓；晋安帝“封裕十郡为宋公；加相国、九锡；僭拟魏晋故事”（《岛夷刘裕传》。不久；刘裕篡晋称帝；建立刘宋政权。
蜀汉北伐的胜算到底有多少？其实诸葛亮的心里是非常清楚的。《隆中对》制定的待“天下有变”；益州与荆州两路大军同时出兵；夹击曹魏的战略计划；由于“关羽毁败；秭归蹉跌”；早已成了泡影；巴蜀之地虽号为“天府”；但毕竟仅“一州之土；方之大国；其战士人民；盖有九分之一也”（《蜀书·诸葛亮传》注引张俨《默记》）。可见；蜀汉的综合国力与曹魏是无法比拟的。虽然在诸葛亮的外交努力下；吴蜀又恢复了联盟；但两国间的裂痕根本无法完全弥合；双方各存戒心；仅满足于互不侵犯；用诸葛亮的话来说：“我之北伐；无东顾之忧；河南之众不得尽西；此之为利；亦已深矣。”（《蜀书·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失去了吴国的配合；单凭蜀汉自己的力量；欲收复中原、一统华夏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作为三国时期超一流政治家的诸葛亮知己知彼；他对形势的判断洞若观火；绝不可能看不到这一点。那么；为何诸葛亮明知不可为而强为之呢？对此问题；陈寿倒是作了很好的诠释；他说：“亮之素志；进欲龙骧虎视；苞括四海；退欲跨陵边疆；震荡宇内。又自以为无身之日；则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国者；是以用兵不戢；屡耀其武。”（《蜀书·诸葛亮传》）这就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诸葛亮是想通过北伐来证明；蜀汉政权中能够“蹈涉中原”；与强敌曹魏争高低者；唯有其一人而已；这是其“自取”步骤上极其重要的政治砝码。
陈寿评诸葛亮云：“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蜀书·诸葛亮传》）在诸葛亮军事生涯中；鲜有使用奇谋确是事实；陈寿之论并无贬低诸葛亮之意；这已成为当代治三国史学者的共识。然则；为何诸葛亮不肯使用“奇谋”？是他缺少军事才能；还是另有其他原因？东吴大鸿胪张俨评议诸葛亮与司马懿军事才干之优劣时指出：孔明……提步卒数万；长驱祁山；慨然有饮马河、洛之志。仲达据天下十倍之地；仗兼并之众；据牢城；拥精锐；无禽敌之意；务自保全而已；使彼孔明自来自去。若此人不亡；终其志意；连年运思；刻日兴谋；则凉、雍不解甲；中国不释鞍；胜负之势；亦已决矣。（《蜀书·诸葛亮传》注引张俨《默记》）
诚然；张俨褒诸葛贬司马之论似嫌夸张；但亦反映了时人对诸葛亮的军事谋略钦佩不已。作为三国时期一流军事家的诸葛亮不可能不懂得出奇制胜的兵家常理。但是使用“奇谋”的风险是极大的；若“奇谋”不成；军队损失惨重；诸葛亮本人就将身败名裂；称帝则更无从谈起。诸葛亮与魏延关于北伐路线之争的公案；曾引起后世史家的浓厚兴趣；为之争论不休。一些学者认为：魏延建策由他率五千精兵直出褒中；由子午谷偷袭长安；诸葛亮率大军出斜谷；趋长安会师；乃是“奇谋”；“如此；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1＇（《蜀书·魏延传》注引《魏略》）；假如诸葛亮采用之；很可能北伐已经成功；可惜亮谨慎得近乎胆小。而另一些史家则支持诸葛亮“安从坦道；可以平取陇右”的谋略（《蜀书·魏延传》注引《魏略》）；认为北出子午谷虽是捷径；但危险系数极大；一旦魏军卡住谷口；轻则劳而无功；重则全军覆没。我以为这两种见解都是从纯粹的军事观点来分析问题；而没有考虑这背后有更深层次的政治原因。
北伐的成败既关系到蜀汉政权的安危；也关系到诸葛亮“禅代”的政治目标是否能够实现；诸葛亮深知其中利害；故其用兵怎能不谨慎；不持重呢。其实；诸葛亮对北伐的期望值并不太高；以弱蜀主动攻击强魏；这本身就创造了军事史上的奇迹；只要能夺取曹魏的部分疆土；取得局部战争的胜利；就足以显示诸葛亮杰出的军事才能；并给其带来崇高的政治声望。若依魏延之计；诸葛亮即使奇袭长安得手；但不过二十日；魏军就会重新集结；全力反扑（这是魏延本人的估计）；蜀军必然要在关中这一曹魏的心脏地区同魏军主力展开殊死决战；若旷日持久；诸葛亮将长期不能返朝主政；则恐大权旁落于他人之手。若一旦失利；蜀军损失惨重；诸葛亮不仅不能实现“自取”的图谋；甚至连相位亦难保。事关个人政治命运的这一重大决策；诸葛亮当然是要慎之又慎。
对诸葛亮北伐的心态分析；并非仅是本人的妄测臆断；历史上有极其相似之例；可资佐证。“欲先立功河朔；还受九锡”的东晋大将桓温在其北伐的关键时刻；亦不欲与强敌决战于关中。永和十年（354）二月；桓温率兵北伐；所向克捷；军锋直指长安。北方名士王猛“闻桓温入关；披褐诣之；扪虱而谈当世之务；旁若无人；温异之；问曰：‘吾奉天子之命；将锐兵十万；为百姓除残贼；而三秦豪杰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远数千里；深入敌境；今长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温嘿然无以应”。胡三省注曰：“猛盖指出温之心事；以为温之伐秦；但欲以功名镇服江东；非真有心于伐罪吊民；恢复境土。不然何以不渡灞水；径攻长安？此温所以无以应也。然余观桓温用兵；伐秦至霸上；伐燕至枋头；皆乘胜进兵；逼其国都；乃持重观望；卒以取败。”（卷99）桓温北伐；兵临长安；为何不攻；“持重观望”也。因何持重观望？其一要保存实力；其二害怕失利；会妨碍其篡夺帝位。
刘裕北伐；战果最为辉煌；曾一度攻克长安。然刘裕急欲篡晋；恐久留关中；朝廷有变；故留下年仅十二岁的儿子刘义真镇守长安；自己匆匆赶回建康。史载：三秦父老闻裕将还；诣门流涕诉曰：“残民不霑王化；于今百年；始睹衣冠；人人相贺。长安十陵是公家坟墓；咸阳宫殿是公家室宅；舍此欲何之乎！”裕为之愍然；慰谕之曰：“受命朝廷；不得擅留……”（卷118）
这是刘裕自欺欺人之言；夏国主赫连勃勃的军师王买德看透了刘裕的企图；指出：“关中形胜之地；而以弱才小儿守之；非经远之规也。狼狈而返者；欲速成篡事耳；无暇有意于中原。”＇7＇（《赫连勃勃载记》）果不出王买德之所料；刘裕“欲速成篡事”；宁可弃关中而不顾；其篡晋不久；长安就再度沦陷于胡人之手。
与东晋国力相比；蜀汉远不如之。故诸葛亮北伐；始终不肯弄险。他把北伐的目标和方向选择在陇右一带；以图“分裂蚕食”（《蜀书·蒋琬传》）；“广拓境土”（《蜀书·法正传》）；取得局部战争的胜利。从政治局势、地理、人和条件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