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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们正在翻译提布卢斯的一段诗，提布卢斯是奥维德和贺拉斯的朋友，著名的古罗马诗人。已经病入膏肓的提布卢斯留在罗马，而他的朋友们都去了伊特鲁里亚，去那里取水。他给他们写信说，他很遗憾不能和他们在一起。他感觉到了死亡的危险，他补充说他已经准备去死了，因为到了该死的时候了，但他希望是“olim”，“下一次”。我却把“olim”翻译成“越晚越好”。
《在我母亲家的三天》 第二部分一名优秀的教育家
拉卢克斯先生指责我说：
“你就不担心思想内容在形式上，也就是说在这个我觉得并没有你说的那层意思的副词上，给你造成一种假象吗？你重新读一遍这句诗。”
“Elysios olim liceat cognoscere campos。”
“你好好看清楚，“olim”这个拉丁词在法语中有对应的词组“un jour”，意思是从前有一天或者有朝一日，这就像是语法上的杰纳斯天门神，头部前后各有一张面孔，故也称两面神，司守护门户。，一面朝向过去，一面朝向将来。它既不肯定这一面，也不肯定那一面，用在否定现在时才具有价值。诗人在这里向死神请求的只是把决定命运的时刻推迟到下一次。他的请求真实感人，是因为他不像你的翻译中所说的‘越晚越好’，这对一个垂死的人来说太苛求了。先生，我隐约看到了是什么地方把你弄糊涂了。你因为忙着对付“olim”，忽视了后面的“liceat”。这个句子你只要这样翻译就好了：‘希望死神允许我下一次再认识乐土。’取消你译文中的‘但愿我’，什么问题都迎刃而解了。你再也不需要那个把整篇诗作都糟蹋了的‘越晚越好’。行行好，我亲爱的威尔格拉夫，把提布卢斯‘下一次’里的谨慎和胆怯保留住。”
拉卢克斯作为一名优秀的教育家，能从他放在教室后面的书柜里的所有辞书中吸取养分，他还援引了拉封丹（“这位人们永远也不会提到的天才作家。”他一字一顿地说）的一首寓言诗，寓言诗中有一位百岁老人在质问死神：“人们毫无准备就死了，这公平吗？请你再等一等……”
“你明白吗？拉封丹寓言中的老人鼓起勇气对死神说，他希望有时间给他的住宅增加一堵护墙。先生们，你们再想一想诗人安德烈·谢尼埃笔下的那名女囚，在她求死的时候，她那鲜血淋漓的幽灵出现在她面前说：‘我还不想死。’然后那幽灵还明确了期限：‘我想过完这一年。’这个‘下一次’是半顺从，是接近屈服，是所有哀求者和所有垂死者的故事。”
亲爱的拉卢克斯先生！我经常查阅你最推崇的、学年结束后又把它送给了我的那本富朗德—泰伊词典。前一天晚上我怎么会想到死亡？我问自己：“如果我不久于人世，生命于我又有什么意义？我没有做完的事情，我也不会再去做了。”我不知道我是否还想着我的小说，是否还想着我对现实生活中爱过的那些人的爱情，但有的时候，我觉得现实是我一边创作一边虚构出来的。“细胞生来就是要死的。”我的一位生物学家朋友曾对我说，当时我们刚开启了一瓶1996年产于索泰尔纳葡萄园区的里尤塞克堡甜白葡萄酒，他从酒瓶中闻出了无花果、蜜糖和烤巴旦杏的味道，沉醉不已。“细胞的迅速繁殖以记忆的丧失为代价。我们这些细胞的耕种者，我们同死亡作殊死搏斗。我常常想到死亡。”
“我从小说家的角度告诉你，死亡是惟一不能向别人叙说的事情。”
“如果一个人可以死好几次，他就可以尝试了。”
“你是作为神经生物学一个单元的指导老师才这么说的吗？”
“一些我外行的事情我才会说得好。知识将我们带进太多的死胡同。外行是严肃认真的保证。我们不要像金银匠一样在什么方面都冒充内行。”
“那我们就满足于把铜器和银器擦亮吧！满足于把它们的灰尘擦干净、修削、擦锈……我们是在这里清除花园里的丛枝灌木的……我们大脑的花园吗？干杯，为你的健康干杯！”
生活到最后一刻却不知道什么时候死去，这是神灵馈赠给我们的最美好的礼物，那些神灵，不管他们的名字是什么，仅就这个原因，我们就应该信奉他们。
《在我母亲家的三天》 第二部分经常回去看看妈妈
４
我妹妹玛德莱娜还是忍不住对我说：“你应该更经常地回去看看妈妈。她不敢直接跟你开口，但你回去跟她住几天会好些。你几乎不去看她了。天知道她哪一天就死了，到那个时候就悔之莫及了，我的老哥。到时候，你连给她打电话的机会都没有了。她到了那把年纪，我们随时都有可能突然听到她去世的消息，这并不奇怪。你上一次去看她是在什么时候？”
我一边听玛德莱娜说话，一边试着去回忆。我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没再和妈妈拥抱过了？玛德莱娜误以为妈妈没叫我去看她。恰恰相反，我们每次通话的时候，她都在暗示我：“当然，这不能妨碍你的工作。”她补充说。当我提出去隐修院看她，并在那里待两三天的时候，她拒绝了：“我情愿再等一等，等你至少能待上整整一个星期，或者最好是半个月。”她为什么不干干脆脆对我说：“我想见到你，而不是在电话里听你的声音，我已经听得够多的了。”南下去看她应该一点也不复杂，乘坐所有飞往马赛的飞机，或者乘坐所有开往阿维尼翁的火车就可以了。可是妈妈，许多年来，我一直以为我的小说下周就要脱稿了，书稿下厂后我随时都可以去你家。
我并没有明确地告诉她，同样的许多年来（我不想知道具体是多少年），我没写出什么值得拿去出版的东西。我想到小说名字《在我母亲家的三天》的那一天，她为我感到高兴。她心想，有了书名，就能帮我写出这本书。可你错了，亲爱的妈妈！书名出来得太早了，太早了就不是帮助了。这个早产的书名把什么都严加控制起来。书名本来应该到最后才出现，是由另外一个人来取的。带着《在我母亲家的三天》这个书名，我不知道等待着我的是什么。三天时间太短暂了，我母亲不愿意听到，而我将要杜撰出来的书中人物的母亲，将不可避免地变成我的母亲，所有那些我咨询过他们对这个书名有什么想法的人都是这么认为的。
我母亲问我：“你到底还是能工作了？你写了许多页纸了吗？”从她的问话中，我听出了一个编辑的遗孀才会提的问题。她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她嫁给弗朗茨，然后她成了弗朗索瓦的母亲，两个男人都是作家。她曾协助她的丈夫经营一家出版社，一定鼓励过他把手头的书写完，然后才能亲自出版。
我曾在母亲家连续住了一个月，那是在一月底，距今已经差不多十五年了。当时，我决计在她身边写完我的一部小说。我通过法国国营铁路公司托运了满满一纸箱书和资料过去。我把自己安顿在最里面的那个大房间里，大房间的两扇窗户朝着晒台，可第二天我就明白，我在那个房间里写不出一行字。我先前所做的努力都是徒劳的——挑选要带的书，整理好我可能决定采用的稿件，通知我周围的朋友我要离开——但我还是决定留下来。屋子里非常暖和，我母亲让人安装了使用燃料油的中央暖气，我想，那是用我父亲的人寿保险赔偿金安装的。我们在有人住的房间才烧暖炉。我整夜整夜都在地下室里搜寻，我把几只柳条筐、几盏煤油灯、几个蜡烛盘、一座小铜像——一只受伤的野猪都搬了出来。“你又把这个可怕的东西搬了出来。”妈妈惊叫起来。“那塑像原来是放在我父母家餐厅的壁炉上的，我整个童年每一天都看见它。如果你想要，我就把它送给你。”我把这只野猪擦亮，让它在上面的卧室里陪伴我，强迫它做我的镇纸，替代已被我送走的一幅波杨塞尔维亚画家，1957年1月1日出生。的石版画，一头野猪的脑袋尤其是它命令般的目光能带给我工作的欲望，我每次注视它的时候都是如此。这座雕塑铸工精细，我想像它被摆放在外省一座小博物馆的橱窗里，在我的记忆里，我外祖父外祖母的饭厅有点像这座博物馆。我还从地窖里拿出一个玩具娃娃，那是我小的时候用沙发的弹簧做的。我父亲就像一个拿出他最好作品的经营画廊的人，摆出一副洋洋得意的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