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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泼过浓墨重彩，谢泳在为该书作序时便特别提示读者，可将此书视为一本“有个人风格的新闻史”。自近代西学东渐以来，中国报业以西方为参照，但从报业兴起之日始，就有其特点，1941年5月张季鸾在为庆贺《大公报》荣获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奖时所写社评中说：“中国报，有一点与各国不同。就是各国的报是作为一种大的实业经营，而中国报原则上是文人论政的机关……这一点可以说中国落后，但也可以说是特长。……倘若本报尚有渺小的价值，就在于虽按着商业经营，而仍能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傅国涌也抓住了这一特点，他笔下的近世新闻史出版史就是一页“文人论政”史。
新闻出版界中的“文人论政”是否已成“失去的传统”，这也许还可以讨论的。不过，在史量才、王芸生所处的那个时段和那一代人身上，与他们之前或之后相较，肯定有着特异的东西。那一代报人给今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充溢的使命意识和救世激情。“不党，不卖，不私，不盲”，这是张季鸾在《大公报》创刊时所首先揭橥；“你有百万大军，我有百万读者”，这是史量才面对蒋介石胁迫的豪语；以“铁肩辣手”勉励自己和同仁的，正是因激怒军阀而惹祸被难的京报社长邵飘萍，……这样一种激情满怀的报人，后来很少看到，即使是放眼西方同行，也少见其匹。这当然是新闻观的差别，也是时代、环境有以诱之，更因为那一代报人身上背负着旧式士子文章报国的传统。严格说来，像张季鸾这样的并不能算典型的报人，他们骨子里始终是文人。在成熟、发达的公民社会，一个新闻媒体的从业人员是否特别标榜“不党、不私”云云，并不妨碍其成为一个称职的新闻工作者（许多出色的报人本身就是某党派的重要成员），他要做的只是老老实实地告诉人们这个世界上已经发生了什么、正在发生着什么，可是一到中国，如果只能做到这一点却远远不够了，眼前的现实和中国知识分子几乎与生俱来的责任感都刺激着他不仅要做“报道”的工作，更要做“引导”的工作。像张季鸾就认为，一张报纸如果只是客观地报道新闻，只能算“无负社会”，言下之意，他们是准备“有益社会”的。其实，客观地报道新闻，何尝不是有益社会的呢？如果一个报人，在他工作前，就已经在考虑去如何“有益社会”，那他大概是无法完全消除自己的倾向性的——即使他有意识地想抑制其对自己发生影响，而这种倾向性——无论何种倾向性，用另一种新闻观考量，应该都是做新闻的忌讳。史量才说“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在近代中国，什么样的人办报，就决定了办出的是份什么样的报纸，人格已经决定了报格，而在新闻业高度成熟的地方，一个俗滥的人，未必就不能经营出一份很有正义感的报纸，因为它的经营方向往往是由市场和受众决定的。我们重温张季鸾那一代人以言论政以文报国的历史，自然会为他们的人格魅力所吸引，凌云健笔所倾倒，但一个问题却不能忽视，这就是，如果一个报人，太富激情，一份报纸，太想做引导受众的工作，从长远的角度，这对整个新闻事业是否全是有利的？还可以继续问下去：一张新闻纸，究竟应该是充当喉舌的功能还是眼睛的功能？……阅读傅先生的大著，启发了我思考这些幼稚的问题，也许只能徒供方家一哂了。
现在要回到傅国涌著作的文本。文人论政是不是失去的传统且不管他，傅先生怎样追寻这一传统的应该是更有趣味的问题。写到这里，像我这样的年轻人不能不佩服傅先生的勤奋和用心，现在肯做类似考据学家那种笨功夫的人不多了，而傅国涌便是一个。随便翻翻这本《追寻失去的传统》，且不论人物，里面所涉及的近代报刊便有数十种，即使仅仅翻阅其中任何一种，便是一件相当劳神费力的工作，而我们看傅国涌对任何一个当事人、任何一起事件的烂熟于心，不能不相信他是将相关资料全部“占有”了。正因其阅读的是第一手资料，回到了历史现场，所以他笔下的言论史往往和我们习见的不同，且举《〈现代评论〉，在“三一八”之后》一文为例，这是一篇让我这个自认为对近现代史还略有所知的人震动的文章，无他，因为鲁迅的文章，因为国内各种史籍的记述，陈源等人主持的《现代评论》杂志在“三一八”惨案中的“恶劣”行径早已在心中定格。而傅国涌通过查阅岳麓书社近年影印出版的全套《现代评论》杂志，断然指出：所谓“现代评论”派在“三一八惨案”中“一贯支持北洋当局”的说法完全是不实之辞。傅国涌列出了《现代评论》在惨案发生后所发表的悼文和评论原文，集结在《现代评论》杂志周围的这一批留学欧美的知识分子的态度已经一目了然了，傅国涌并不满足于单纯的翻案，他更进一步，揭出了这批知识分子（包括《现代评论》杂志）与鲁迅等人（其主要阵地是《语丝》周刊）的差异所在：“珍惜生命，谴责杀人者，其实这些在两个刊物上都没有什么不同。不同的是，《现代评论》以王世杰为代表，注重法律性，因此他的观点也更为理性。他们追根溯源，希望从中发起群众运动的人也能反省，从中接受教训，即使‘西滢闲话’关于女师大学生杨德群的一段议论，由于道听途说有失实之处，可通读他的‘闲话’，也是站在谴责杀人政府的立场上的，并没有背离一个知识分子的良心。……惨剧之后，难道除了痛哭流涕，除了无边的愤怒，除了文采飞扬的悼词、挽联，我们再也不能有别的选择？追究屠夫的法律责任，反省惨案发生的深层原因，难道不是同样重要，甚至更值得人们去做的吗？”很惭愧，震动之下，对这段可圈可点的文字，我不能赞一词，只好笨拙地照引原文。
“要揭开一段历史的真相，不能道听途说、人云亦云，除了阅读当年的白纸黑字，回到当时的场景，我们不可能找到其他的路子”，这是傅国涌书中的一段话，算是将自己的方法论度金针与人了。不过，除此之外，他的成功还依赖于他个人良好的问题意识，他仿佛天生具备从不经意中发现问题的敏感，集中那篇《范长江离开〈大公报〉》，泛泛看去，好像不过是找点资料，钩稽一下史实，其实不然，傅国涌通过层层推进分析范长江当年离开《大公报》的深层原因，一个问题便在一个看似简单的陈述句中隐现了：“从‘国新社’到《华商报》，范长江再也没有写出足以与《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相媲美的新闻作品”，不知别人读到这里有何观感，至少我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即“新闻界的范长江现象”。这完全可以写出一篇大文章的。
傅国涌回到了历史现场，用自己的眼光打量旧人旧事，然后嚼饭哺人，给我辈献上了一份打上傅氏标记的近世言论史，见仁见智，“是在阅者矣”。
了解城市，为了了解我们自身
■ 顾 铮
1月18日开幕的“2005广州国际摄影双年展”共有中外54个摄影家的作品参展。来自中国、法国、美国、日本、以色列、捷克等国家的作品，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聚焦城市，将现代城市作为一个当代问题作了集中展示。从中我们不仅能看到城市化这个重大社会变动给当代人带来的现实生活与心理的变化，也看到了经由城市化与摄影表现之间的互动所造成的当代中国摄影的重大变化。更重要的是，经由“城市化”这个特定视角，也提出了与当代摄影走向有关的严肃问题。本刊特约的五篇文章从多个角度对此进行了讨论。
作为广州双年展的主策划人之一，我想从中国当代摄影实践与社会变动的角度，对于2005广州双年展的主题：“城市·重视”再做梳理与展开。
“城市”，不言而喻，聚焦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现象：城市化进程。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开始步入不可逆转的“城市化”时代。无论对于将要或者已经进入城市的农民，还是生活在城市的居民，城市化都是一个影响深远的社会变动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城市化进程的展开与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中国的未来。在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社会变动中，中国的视觉艺术家们如何看待这场也影响到他们自身的社会变动？城市如何赋予他们以艺术地再现这场社会变动的灵感、激情与动力？他们如何以自己的摄影来定义与呈现这场社会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