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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样一个视角来看“发展／开发”以及“城市化”，我们不难发现，“发展中国家”正普遍面临着这样一些问题：由于迫切地希望改变经济落后的现状，从政府到一般社会成员，会对经济效率和工业化、城市化形成强烈的诉求，从而使开发主义／城市主义等成为一种意识形态，以及自上而下的经济运动。但由于这些国家的政治体制并未经过相应的现代化过程，这种国家体制（威权政治和国家掌握主要资源）使得这些国家的政府得以较轻易地利用包括国土资源在内的绝大部分国家资源，来实施开发，追求经济效益。与此同时，由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社会各阶层及各种群体之间的权力关系多处于失衡状态，由开发而获至的巨大的利益往往会因此集中流入到少数强力团体囊中，并催生新的强有力的利益群体、利益联盟。这些群体往往与政府官员结合在一起，并与国际资本形成特殊的互利关系。
这样的状况，会加剧这些社会的贫富分化状况以及社会群体间力量关系失衡的状况。同时，利益源和得益量的骤增，不仅会不断刺激强力群体逐利欲求的膨胀，也会促使他们形成对既有得益机制的自觉，从而使他们加倍努力地去维护甚至新建能够确保自身得益的制度。所有这些所造成的结果看起来似乎是悖论式的：在今天的发展中国家，片面城市化问题、社会不公问题、经济发展导致社会失衡加剧问题、社会政治生态恶化等问题，几乎成了难以避免的一些问题。
回头来看中国这些年的城市化历程，有些问题就不能不进入我们的视野：这到底是谁的城市化？由谁定夺又是为了谁？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造城运动中，城市土地的含金量，一块块都被政府部门和开发商细细计算过，为了经济的或政治的种种利益需要，土地上的一切，包括建筑、植物、社区、家庭、生活、文化、传统等等，统统都可以被摧枯拉朽地消除。相信后人在评述这一段历史时，会为这样的“奇迹”所震惊：这样一场运动，居然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似乎没有哪个“市民”或“团体”、也没有什么道义和法律的力量，可以将推土机拦住。
在这场运动中，许多城市居民失去了原有的住宅、社区和生活，他们无奈或被迫地离开了老城区，搬迁到了城市周边地区；许多城郊农民失去了土地和家园，但他们中的很多人并没有如愿过上原本期待的城市居民的生活。
还有数以千万计的从农村流往城市的迁移者。作为中国“城市化”最重要的一项内容，他们的大迁移原是国家、资本以及城市的需要，也是三农困境的必然性结果。但是，这二十多年来，不仅他们的户口身份依然被国家制度规定为“农民”，而且，作为最廉价的劳动力，进城务工者及其家属的迁移成本，从交通成本、居住成本、生产／劳动投入一直到他们的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甚至社会管理的成本，几乎统统由他们自己来承担。一直到今天，尽管从中央到城市，各级政府的官员都在谈“农民工”的权益保障，但他们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他们的国民待遇（最基本的如国民义务教育待遇和国民社会保障待遇），以及作为城市劳动者、居住者和生活者的市民权（法律上的权利、政治生活中的权利以及具体的市民待遇），依然没有真正的落实（按：近年来部分地方政府、城市政府出台了一些户口改革政策，以及落实外来人员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的政策，但国家并没有取消原有户籍制度，也没有承诺支付相应的国民待遇，而地方及城市一般也并不给非本地的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提供户口及与城市居民相同的待遇）。蜚声中外的“城市化”运动，在我们的城市中造就了一亿多生活在城市中，却被隔离于城市社会之外的“非市民”！这难道不是中国城市化历史之耻？
摄影家们的“城市化”
“城市化”在我们的知识人和艺术家那里，早已有多姿多彩的记述与表现。无论是对它的讴歌还是质疑，都可能与它本身所具有的多重侧面以及意义的丰富多样性有关。
在摄影界，就笔者有限的浏览所及，可以看到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城市崇拜在图像中的尽情展现。作为视觉的表象，城市崇拜首先表现为对城市景观的迷恋。摩天大楼、精心打造的广场、还有道路、灯景、轨道交通站等等，它们被当作城市最动人的符号与线条，醒目地镶嵌在城市大景观中。摄影家们浓墨重彩或者精摹细描，将城市当作崭新中国的最动人的光鲜脸面，勾勒呈现给世界。那里面，可能有摄影家自己真实的憧憬，也可能有与规划者、开发者的种种默契和共谋。
还有的摄影家，借助着镜头，与作为他们的生存空间的城市展开对话，对城市的急遽变迁发表自己的感受。一些摄影家对正在逝去的熟悉的生活表示出了他们的独特情思，他们将记忆中的场景细节、甚至将作为都市人的亲友的表情气质都收进了自己的镜头。另一些人则敏锐地捕捉着城市型生活方式的细节，有酒吧、橱窗衬托下的匿名者的人群，巨大建筑、冷寂灯光下的孤独身影，还有看似荒诞不经却为城市人熟视无睹的城市景物的碎片组合。很难说这些是矫情的抒发还是认真的反思，但他们多半是真诚的。
难得的是真有一些与城市化运动较真的艺术家。当天津摄影家莫毅孤愤地奔走在那些即将消失的老城厢胡同里，并将自己拍摄的胡同系列作品挂到胡同墙上，为那里的老居民们开自己的“个展”、向社会发出保护胡同的呼吁时，不知他有没有想到，他这是在承担原本该由市民团体、公共知识分子以及有良知的城市规划专家、民意代表、政治家们共同来承担的职责。中国的都市摄影史还有城市化运动史是应该记下这一幕的。
还要提到张新民，这位摄影家在中国城市化运动如火如茶的当口，先是跑到山里，去抢救般地记录了一个他心目中的最后的农村社会的标本（流坑），后来又拿出了他的“农民工”系列。笔者曾就他的这些作品写过两篇观感，但深感真正要解读他对于乡村价值的重新发现和思考、以及他为乡村一城市间这场人口迁移潮所赋予的意义和在这些迁移者身上寄托的情感，并不是容易的事。只能说，他的图像，为中国的城市化历史留下了难得而独特的记述篇章。
还可以看到，有些摄影家将镜头伸向了城市的深处，那里有横流的欲望、有贫困、有不起眼的生机、还有我们平日里看不到的生活中的罪恶。暴富者的丑态、挤住在棚户简户区里的居民、靠卖淫为生的发廊女、拾荒者以及在垃圾堆边嬉闹的孩子们……种种景象，与大部分中国人的城市想象不相一致。但是，因为有了这些图像，我们的视觉表现中的城市、城市社会、城市化进程才更可能接近事实本身。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还在继续，当摄影家们用自己的镜头观察、记录这一切，并以图像（及其相关文字）表达自己的感受时，他们其实也在以自己的独特方式介入到这个进程中去。这应该是我们每个人的运动。
百年言论史的一种写法
■ 黄 波
我喜欢读读有关近世知识分子的书，欣逢文化和出版盛世，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日渐增多，专著也出了不少，而这中间浙江学者傅国涌是绝对不应轻忽的一位。日前收到傅先生从杭州寄赠的两本新著，因为过去傅国涌的文章都是从《随笔》《书屋》等报刊上零星读到，他寄来的专著给了我比较完整地领略其学术路径及纵横文采的机会，真是幸何如之。
两本书分别是福建人民版《百年寻梦》和湖南文艺版《追寻失去的传统》。《追寻失去的传统》是2004年5月才问世的，代表着傅国涌学术上新的收获，现在就谈谈这本书。熟悉傅国涌文章的人都知道，他特别对民国新闻史、出版史感兴趣。新闻史、出版史，换个角度其实就是一个公民对自己感兴趣的各种话题自由发言的历史，即“言论史”，即使那些置身文字幕后的编辑和出版人，他们的劳作实际上也是在用另一种形式对社会发声：喜欢编什么文章出什么样的书当然自有其倾向的。这本《追寻失去的传统》所关注的都是中国近世以来新闻史、出版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和事件，举凡黄远生、邵飘萍、史量才、傅斯年、王芸生，都曾经用凌云健笔在近世新闻和出版史上泼过浓墨重彩，谢泳在为该书作序时便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