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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经济改革：生钦五世活佛不但兴修水利，改变了产业结构的单一性，建立了面粉厂、地毯厂、皮革厂、肠衣厂等（政协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编《巴州文史资料》第5辑，第６０页，１９８９年版），振兴了土尔扈特部落的萌芽工业；而且在部落中发展多种贸易方式，推行经商致富的方针，让牧民解放思想，放开手脚，大胆经商，改变了商富民穷、昭富民穷、汗富民穷的现象。对土尔扈特人赖以生存的畜牧业，他大胆调整畜群结构，引进顿河马、阿伦英哥马、伏尔加细毛羊和西藏牦牛，以发挥杂交优势，使畜群提纯复壮。虽然引进的细毛羊部分杂交后使部落的部分羊群体质下降，失败了，但是勇于改革的精神一直为后人称颂。
五、教育改革：民国十七年（１９２８年）金树仁上台后，接受了杨增新愚民政策遭到革命派戕杀的教训，大力兴办学校，这正与改革思想日益成熟的生钦五世活佛不谋而合。他通过盟长公署下令，强制王公贵族子弟一律入焉耆专署创建的两所蒙文学校读书，否则不予袭爵与任职；凡牧民子弟入学有经济困难的，盟旗都给予资助。生钦五世活佛还派两人到青海、西藏学习兽医，以后又派了两人到苏联学兽医，从此部落中给牲畜看病的逐渐增多，有力地防止了自然灾害和疫病对畜群的侵袭。为了发展土尔扈特部落的教育文化事业，生钦五世活佛改变部落的教学手段。原来部落的文化人办私塾，由牧主延聘教师到家中，变为私塾老师把牧民的孩子收到自己家中学习。“如茶腾旗的巴依尔吐司拉其，对牛旗胡尔加吐司拉其等老人吸收一部分孩子，住在他们家里，管吃、管穿，教给蒙文，学成后离去。”（布娃著《旧土尔扈特南路盟的教育概况》载《和静县文史资料》第１辑，７８－７９页。1990年版）这样的例子在生钦活佛主持盟政期间是很多的。１９２９年他和伊犁皮革厂合建巴仑台皮革厂，生钦五世活佛从苏联招聘技师１３人，选拔２７名土尔扈特子弟从师学艺。生钦五世活佛对于阻挠改革的金树仁政权，采取不理不睬的策略。为了土尔扈特部落人民免受农民起义军报复的劫难，对于金树仁十几道令其征剿起义军的军令，以土尔扈特骑兵旅进山、大雪又封山为借口不予出征，甚至不惜以生命为代价予以拒绝。对于反对改革的一些副盟长、旗长，一是采取架空的办法，不让掌握实权而让其赋闲在家。二是对于反对改革而四处告状的人，采取宽容忍让的态度，使他们感到在部落呆不下去而出走。由于对改革的反对派精当的政策，使土尔扈特部落人民全心全意地投入到改革中去，使土尔扈特部落的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生钦五世活佛的改革突破了喇嘛不能破土从事农耕的戒律，他亲自主持兴建了乌兰尕孜尔渠、盖干渠、斜米尔渠，扩大耕地面积近万亩。他突破了僧侣“不杀生”之戒律，带领土尔扈特子弟，自任骑兵旅长，奔驰于天山南北，叱咤于军队达15年之久，发扬了土尔扈特人民英勇５４２悍的精神。他突破了自黄教在土尔扈特部和卫拉特各部创立以来喇嘛不能担任世俗职务的传统，摄理汗务，署任盟长，自任兼职，并大胆进行官制改革。他大胆解散了学习法术、祭祀的学员，减少了宗教人口，冲破了清政府以来的“兴黄教以弱蒙古（松筠《新疆识略》，卷四）”的羁绊，解放了不少寺庙人口，同时又大胆在寺庙实行红旗羊制和铁畜制，使牧民受益不少，改变了昭富民穷的现象。生钦五世活佛改革的局限性。
生钦五世从事的改革，多项工商事业的兴起，资金入不敷出。既要支付水利工程的费用，又要给几十名外国的工程师、技师付高额工资，既要给众多工厂支付流动资金，又要付骑兵的饷银，这样，便超出部落人民的承受能力，不得不缓发工资，克扣军饷，最终把负担转嫁到人民头上。
改革使人民没有得到多少好处。没有彻底改变部落中昭富民穷的现象，更没有改变官富民穷的现象。通过改革，人们得到的铁畜制和红旗羊制的部分好处，也以改革兴教，整军尚武，兴修水利，改良畜群，催租收捐等名义被搜括走了，造成部落贫穷者增多的现象。
改革缺少群众基础，仅仅靠生钦五世活佛命令主义和内心的纯正善良是不行的。生钦五世活佛带着救部落、救民族、救黄教的救世主角色进行改革，没有唤起人民群众的广泛理解和支持，导致了改革必然失败的结果
但是生钦五世活佛大胆改革，敢于在民族和部落的危机中勇敢地崛起，反对因循守旧，受到了时代风浪的洗礼，使之成为民族部落发展史上一座光辉的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