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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焦先是在得州大学奥斯汀分校获得了广播电视电影硕士学位，后来又就读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电影博士班。
焦回台湾是在1981年。这一年，她与一帮年轻的影评人在《联合月刊》以“金马奖会外评鉴”为题，系统性地批评了当时金马奖的保守主义。焦筹划了《台湾十大电影选拔》，侯孝贤的《在那河边青草青》得了第一。焦去访问了侯孝贤。据说，事隔多年，侯还常说起这件事，说这个最初的奖项鼓励着他不能乱拍电影，也鼓励了他在风格上的探索和转变。
次年，焦雄屏主持《联合报》“电影广场”专栏，由焦雄屏与黄建业、陈国富等年轻影评人共同撰写短评，却因为评论尖锐，引发片商团体的强烈反弹，导致“电影广场”停刊，但这也促成了这批年轻影评人改革电影界的决心。而这一年的台湾电影正处于严重的低谷期，焦后来在《台湾新电影》一书中说：“当时台湾仍在功夫武侠及琼瑶公式的末期。许多观众为此深恶痛绝，‘拒看国片’口号是一种身份／知识水平的认定。”陈飞宝在《台湾电影史话》中记述：“耗资五千万，宣称要囊括金马奖的《苦恋》，结果只卖座五百万，连广告费都没收回。”但电影业的低谷，也促使了部分影业公司的变革松动，中影启用小野为制片部企划组组长、吴念真为编审，负责提报题材。正是他们两人促成了台湾新电影的发端之作——《光阴的故事》。这部由陶德辰、杨德昌、柯一正、张毅联合执导的电影，在今天看来，远不及罗大佑作曲、张艾嘉唱红的那首同名歌曲来得响亮，但它毕竟是台湾新电影史上的第一个“诗篇”。
1983年，杨德昌执导的《海滩的一天》获得金马奖最佳影片、最佳编剧两项大奖。这不能不说，与当时焦雄屏、黄建业等新派影评人的振臂高呼有很大关系。但1984年后，多部“新电影”在票房上失利，尤其是杨德昌、侯孝贤、朱天文共同合作的《青梅竹马》不仅在台北公映四天即遭下片，而且在1985年的金马奖评选中没有入围，为了投拍这部电影将房子也作了抵押的侯孝贤等人感受到了“蜜月”结束的清冷。这一系列现象引发了“新旧影评之争”。而焦雄屏把1985年叫作“转折的一年”。
有研究认为，自1982年起，虽然台湾新电影呈现出了某种舆论上的繁荣，但这种繁荣与新电影制作群体呈现出的惺惺相惜特质有一定的关系，他们之间互相客串角色、互相讨论、互相提携，带有鲜明的同人特征，而此类影片的实质产量却不过占总产量的一成五，卖座片不及商业主流的十分之一，由此也可以说，新电影对于台湾电影工业化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
很难说清，处于同人行列中、执著于新电影推广的焦雄屏在当时遭遇了怎样的精神历程。但激愤一定是存在的，出于对金马奖这个官方奖项的不满，焦雄屏于1987年出任“中时晚报电影奖”发起人暨评审总召集人，并于1988至1995年担任其评审。焦曾这样总结中晚电影奖的意义：“一、不是以glamourous的分奖颁奖为主，而是以整理台湾年度的记录（工业及文化现象）为首要目的。颁奖典礼从不是虚华不实的明星秀，每一年参与人士，都分享着这个奖的高度理想性与亲切感；二、它是完全在体制外，没有官方参与色彩，全由民间举办的电影活动。……评审委员的选择取决于其专业训练，因此也避免了拜拜及摆平多方而产生的投票部队；三、增加了非商业类的评奖项目……这个层面使许多独立制片的创作者和没有可能见容于商业领域／体制内的工作者，有被肯定的机会。同时，某些经济拮据的拍片者，也能得到些许实质的鼓励……”
透过这一评审姿态，焦雄屏等人对于个性、趣味和独立立场的捍卫可见一斑。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焦的这种个性化表现并没有过分地左右她的趣味，她将“工业化”的标准引入到这项评奖中，就应该是个有力佐证。而这样一种实践的开展，也促使焦逐渐走入了电影评审人的行列。随着人脉的不断打通和交际范畴的扩大，她的视野愈来愈宏阔，她对于电影价值的判断也逐渐趋于多元（这或许也是后来她对台湾新电影多有指摘的一个根本原因）。1992年，她担任了加拿大多伦多国际影展的评审。
台湾当局也察觉到了焦的位置的重要性，不仅于1993年委托她办理“电影年”事宜，1994年还拨出活动余款，供其筹设“台湾电影中心”，将其“推销者”及“中介者”角色半建制化。焦顺水推舟。由此，她主持下的“台湾电影中心”，也开始致力于把台湾电影及创作者推销至国际影展。后有纸媒披露“台湾电影中心”的工作方向包括：一、争取影片曝光机会；二、争取国际发言权；三、协助国际媒体做台湾电影专题。
在向国际市场推介台湾电影的同时，焦雄屏在推动两地电影文化交流方面也做了大量有益的尝试。焦将从海外搜罗到的大陆电影录像带带回台湾，为了躲过海关的检查，她就地剥掉封皮、外壳，只剩下中间的胶片卷子，而且是东塞一卷、西藏一卷，甚至不小心一弯腰就会“骨碌骨碌”掉几卷出来。回到家后，焦的私人电影会就开张了。她在自己家放《黄土地》、《盗马贼》、《高山下的花环》，当时台湾文艺界的朋友，像奚淞、林怀民、樊曼侬、薇薇夫人等，都是她家电影会的座上宾。
1997年，焦又主持建立“吉光电影公司”，出品了多部优秀纪录片，2001年监制的《三城记》系列广受好评，台湾导演林正盛的《爱你爱我》以及内地导演王小帅的《十七岁的单车》更是在柏林电影节上斩获多项大奖。
有评论认为，焦雄屏的角色从八十年代“新电影”现象初起时持策略性支持立场的“评论者”，到了九十年代“影展路线”成形后，转型为“新电影”与“国际影展”间最具策略性的“推销者”与“中介者”。当她具备了足够的国际人脉与集资能力后，即开始涉足于“制片业”，走“艺术”电影的行销路线。许多电影由她担任监制，并依其在国际上的名声与人脉，进行筹资及策展规划。
焦如此形容自己在不同位置间的游离，“我比别人有利的地方是，本来就认识评论界的人脉，因为办影展而认识影展主席，做电影沟通行销，逐渐认识片商、发行商，电影界少有人能横跨影评、影展、发行三界，因此资源也比别人多。”焦还说，“监制是国片现在的必需品，多年来华语电影就因为欠缺国际视野的制片，所以困居本土，如今洲际交往繁盛，国际筹资机会很多……必须有专业制片人因应时势改变。这不仅是个人选择，也是大环境的必须。”
与影评人和“中介者”、“推销者”的身份相比，焦雄屏在教学与出版所做的工作，或许更有一种静水深流的境界。她白二十七岁从美国回台后，就担任了教职，据说，她坐老师的校车时常会被赶下来，因为她看起来太年轻，实在不像大学里的老师。焦的著书工作与教学有很大关系，从美国回来后，给学生上课时她总是苦干没有教材，只好拿着英文电影教材一句话一句话地翻译给学生听，于是想到了出书。由于当时她的目的只是为了方便学生阅读，而且自己对台湾电影图书市场认识也不确定，就着手翻译的第一本“电影馆”书——《认识电影》，没想到，市场反映很好，差点被列为当年的十大畅销书。
焦的个人著作出版得也比较早，第一个给她出书的人是朱天文。两本评论集——《焦雄屏看电影》分成两系列，一本写好莱坞，一本写台湾电影。但焦比较重要的个人著作当数《台湾新电影》。1988年，在“新电影”风潮消退之后，焦搜集几年间讨论“新电影”的影评文章结集成书，从工业环境、创作者、内容形式取材等多方面来检讨1983－1986年间的“新电影”风潮，这本书也是目前研究台湾新电影最重要的参考资料。
焦在译书、著书的同时，也开始把触角伸向了出版业。据说，自1985年起，焦在台湾策划推出的“电影馆”系列出了接近两百种书，这些书最早交付给了时报出版社，后来由于负责此类图书的编辑张曼如从时报出版社跳槽到远流出版社，接下来的电影图书就拿到了“远流”出版。远流“电影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