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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奚为交争而实不祥”（续集复性辨），即放弃争取生存和自由的斗
争；另一面又以虚构的圣凡的等级制来美化现实的封建制社会的图案。这样
两面的说教，看来是矛盾的，但从阶级理论上讲来，却是头头是道的，因为
照他的说法，一方面无权者可以放弃权利的嗜欲，另一方面特权者却可以主
张神圣的法权。最神妙的东西，在现实检证的时候正是最粗鄙的东西。
第七章 柳宗元和刘禹锡的唯物主义、
无神论及其战斗性格
第一节 刘柳的政治革新和刘柳
思想体系在斗争中的成长
刘禹锡（公元七七二——八四二年）和柳宗元（公元七七三——八一九
年）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就其内容、体系、战斗性和科学性等方面来
看，不仅在唐代最为突出，而且在中国唯物主义无神论史上也有其创造性的
建树和特殊的历史地位。如果把刘、柳的理论体系从历史上加以考察，它就
突出地显现出如下三个特点：
第一，刘、柳在认识自然现象、解释自然现象的场合，不仅坚持了一般
的“元气”一元论的原理，并且创立了“天与人交相胜、还相用”的唯物主
义世界观；由于通过无神论的战斗道路在认识论、世界观上都体现了唯物主
义的观点，所以对于许多自然现象做出了创造性的阐述；在阐述过程中，并
对于当时及历史上各种形式的有神论思想和宗教迷信观念，进行了广泛的分
析批判；通过这些批判丰富了唯物主义的思想内容。
第二，刘、柳在关于自然现象的阐述过程中，更在主观上试图把他们这
种世界观贯彻到社会历史领域，极力从他们所能理解的社会的客观规律来认
识历史发展，解释社会现象；并对于当时及历史上各种形式的唯心主义历史
观和神学的社会历史学说展开了批判；通过这一比较深入的批判，又创立了
富有人民性和反抗性的一种“生人之意”的人道主义的历史观，从而把唯物
主义世界观在实际的运用时变为政治斗争的手段。这一点，对于后代的唯物
主义者富有启发作用。
第三，刘、柳不仅在理论战线上坚持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同时又在贞元、
元和之交，代表着带有非品级性色彩的庶族地主与王伾、王叔文结成政治革
新集团，向宦官、藩镇所代表的特权势力和豪族所代表的品级性地主阶级等
反动统治集团，展开了搏斗。（参看本卷第一章）这就充分证明，刘、柳的
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富有斗志昂扬的实践性格。同时我们也应指出，从刘、柳
这样有组织的政治斗争起，已开启了宋代王安石以及明代方以智等人以唯物
主义哲学家而直接参与大规模的政治斗争的先河，而与前代唯物主义者多倾
向于文化斗争相比较，就不同了。
根据这三个特点来给以综合的评价，刘、柳在中国唯物主义史上的贡献
和地位，不仅超过了荀子，而且也超过了王充和范缜。
但是，中唐特权势力通过宦官和藩镇，内外结合，罗致而成的“八司马”
冤狱，隐蔽着历史真实；长期以来，除少数学者如王安石等肯定他们的功绩
外，封建的史书总是诬蔑他们为“小人”；刘、柳的文章，虽为人们所熟读，
但很少有人脱出字面上的背诵，对他们的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予以公正
的评价和应有的阐扬。甚至“五四”以来有关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的著作，
除极个别的以外，也从无片言只字提及刘、柳的姓氏。这样的冤案是不能令
人容忍的。
刘、柳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体系之被湮没，是和中国封建社会“异端”
思想家所遭受的悲剧的命运，有其共同之点的，然而最使人困惑的是，有些
进步的思想家的著作因了遭受禁忌以至佚失，从而也就难于知道他们的思想
内容，但刘、柳的著作却不然，他们的文章传诵之广并不下于正宗学派的。
为什么他们的思想一直湮没着呢？原来刘、柳的文章被统治阶级正宗化了，
偏见成了公论！因此，我们必须依据列宁所指示的，首先揭除旧史的掩盖的
偏见，重新估价他们的思想。
在刘梦得集（卷次依崇兰馆本）和柳河东集（卷次依世綵堂本）中，关
于唯物主义无神论的著作，约计八十篇上下；直接而系统的表述世界观的著
作，则依原论证展开的逻辑顺序，集中的表现于如下六篇：
（1）柳宗元天说（卷一六）；
（2）刘禹锡天论上篇（卷一二）；
（3）刘禹锡天论中篇（同上）；
（4）刘禹锡天论下篇（同上）；
（5）柳宗元答刘禹锡“天论”书（卷三一）；
（6）柳宗元天对（卷一四）。
这六篇著作，应视为中国唯物主义无神论史上的重要文献。历来的正宗
派注释家（例如宋人所谓“五百家注”），由于地主阶级意识形态的偏蔽，
对刘、柳的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采取了敌视或抹杀的态度，故于其写作年
代，很少给以考辨。我们从这些著作来看：一则说“盖有激而云”，再则说
“今以一己之穷通而欲质天之有无”，断之为刘、柳永贞（公元八○五年）
贬谪后的“孤愤之书”是合乎历史实际的。
元和八年（公元八一三年）韩愈的答刘秀才论史书（韩昌黎集外集卷二）
说：“夫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
针对韩愈这种有神论的世界观，柳宗元曾作与韩愈论史官书（柳集卷三
一）给以批判：
“前获书，言史事，云：‘具与刘秀才书’。及今乃见书藁，私心
甚不喜。。。又言‘不有人祸，则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为史者；
然亦甚惑。。。凡鬼神事，渺茫荒惑无可准，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
犹惑于此？。。此大惑已。”
上述韩、柳就“史官”问题所展开的有神与无神的理论斗争，与柳作天
说，从“韩愈谓柳子曰”起论，先后恰相衔接。因此，他们颇有可能从一次
论争连续出现了若干作品，亦即从“论史”争到“说天”。依论争的逻辑顺
序而言，从人事的“当然”深入到天理的“本然”，由“天人之际”穷究“道
之大原”，也符合于理论斗争一般的展开过程。
倘若这个推断得以成立，则上引前五篇论争性的无神论著作，就完整地
反映着韩和柳、刘如下一个论争的场面：
（一）元和八年，正当“王叔文之党既贬，有诏：虽遇赦不得量移的四
年之后，韩愈以“论史”为题目对柳宗元进行有神论的说教；
（二）柳宗元坚持其无神论的立场，除在与韩愈论史官书中对之进行批
判外，特另撰天说“以折韩退之之言”；
（三）刘禹锡以柳宗元的终点为起点，续作天论三篇“以极其辩”，使
刘、柳共信的无神论思想更加完整而牢固；
（四）柳宗元最后作答刘禹锡“天论”书，声明天论乃天说的“传疏”，
二者在原则上“无异道焉”，实乃一个学派之言论。论争至此结束。
把论争年代和论争过程这样确定下来，有其重要意义。因为由此可以证
明：刘、柳在政治革新运动失败以后，丝毫没有屈服，经过实际斗争的考验，
其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体系更加成熟与巩固，成为继续坚持斗争的理论武
器。
就论争的思想内容来看，韩、柳之间，为有神论与无神论的根本对立，
从韩文到柳文，意味着有神论被批判和无神论被树立的过程；反之，刘、柳
之间的异同商讨，则是无神论思想自身的深刻化、丰富化并体系化的成长过
程，也即无神论与唯物主义相结合，而上升为完整的世界观的过程。
这就是说，论争过程的前后两个阶段，在理论意义上有严格的区别，不
容混同。因为这一论争，实质上是政治革新斗争在思想战线上的继续或延长，
它反映着中唐“朋党”分野的社会根源或阶级关系。这里，必须破除旧史家
和近代唯心主义者的阶级偏见，依据当时阶级斗争的规律，来划清两条路线
的是非界限。
前面说过：论争的起点，是韩、柳之间的有神论与无神论的根本对立，
是柳宗元持其无神论武器对于韩愈的有神论展开批判。但是，正如天说所示，
这一论争的逻辑特点，在于主敌双方，各从实质相反的根据出发，导出了形
式上好象并无多大分歧的结论。为了揭穿这一论争场面的实质，特将韩、柳
在论争中所显示的逻辑体系，列表对照（表见下页）。
从结论上看，韩说凡呼天怨天者举不知“天”，柳说凡求天赏罚或望天
哀仁者均是大谬。不怨乎天与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