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对俱文珍歌颂备至。贞元十九年，韩愈被贬至阳山，这次贬谪，经宋人方崧
卿考订，并非如唐书本传所说的，是由于“上疏极论宫市”，也不是如洪兴
祖年谱所考的是由于上疏论宫市与上疏言天旱人饥二事，而是由于二王、刘、
柳革新集团对他的政治性的摈斥：
“公（韩愈）阳山之贬，寄三学士诗叙述甚详。。。公诗云：‘或
自疑上疏，上疏岂其由’，则是又未必皆上疏之罪也；又曰：‘同官尽
才俊，偏善柳与刘（柳宗元与刘禹锡），或虑言语泄，传之落冤仇’；
又岳阳楼诗云：‘前年出官由，此祸最无妄，奸猜畏弹射，斥逐恣欺诳’，
是盖为王叔文、韦执谊等所排矣。德宗晚年，韦、王之党已成，是年补
阙张正买疏谏它事，得召见，与所善者数人，皆被谴斥，意公之出，有
类此也。忆昨行云：‘伾、文（王伾、王叔文）未揃崖州（韦执谊）炽，
虽得赦宥常愁猜’，是其为叔文等所排，岂不明甚？”（洪兴祖：韩子
年谱，方崧卿按语）
后来韩愈作顺宗实录，爱憎分明，对俱文珍多加褒辞，而对二王集团则
充满着敌意，例如，其中写道：
“天下事皆专断于叔文，而李忠言、王伾为之内主，执谊行之于外，朋
党喧哗，荣辱进退，生于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度，既知内外厌毒，虑见
摧败，即谋兵权，欲以自固，而人情益疑惧，不测其所为，朝夕伺候。会其
与执谊交恶，心腹内离，外有韦■、裴垍（垍当作均）、严绶等笺表，而中
官刘光奇、俱文珍、薛盈珍、尚解玉（按人名有误）等皆先朝任使旧人，同
心怨猜，屡以启上。”（卷四）
因此，我们如果把韩愈歌颂俱文珍、见摈于二王、刘、柳集团以及其著顺宗
实录时对此次政治革新所持的态度联系起来看，则韩愈前期在政治上依附豪
族地主集团而与庶族地主集团对立，就不难理解了。
在韩愈后期的政治生活中，牛、李党争已由李逢吉、韦贯之与李吉甫（李
德裕父）裴度的纷争揭开序幕。在纷争中所牵涉的问题之一，即为对藩镇的
用兵问题。李吉甫裴度一派，即后来成为李党的豪族地主集团，主张用兵；
李逢吉、韦贯之一派，即后来成为牛党的庶族地主集团，则主张息兵，史称：
“元和初，用兵伐叛，始于杜黄裳诛蜀。吉甫经划欲定两河，方欲
出师而卒。继之（武）元衡、裴度；而韦贯之李逢吉沮议，深以用兵为
非。而韦、李相次罢相，故逢吉常怒吉甫、裴度。而（李）德裕于元和
时久之不调，而逢吉、（牛）僧孺、（李）宗闵以私怨恒排摈之。”（旧
唐书卷一七四李德裕传）
韩愈直接参加了这一纷争，与豪族地主集团共进退。事实经过是这样的。
当裴度力主对淮西吴元济用兵，而韦贯之李逢吉一派反对时，韩愈上论淮西
事宜状支持裴度，由此为韦、李等人所深恶，见抑不得升迁。李翱的韩吏部
行状载：
“上（宪宗）将平蔡州，先命御史中丞裴公度使诸军以视兵，及还，
奏兵可用、贼势可以灭，颇与宰相（当指韦贯之）意忤。。。朝廷之贤，
恬于所安，以苟不用兵为贵，议多与裴丞相异（当指韦、李一派的庶族
地主集团）。唯公（韩愈）以为盗杀宰相（指武元衡）而遂息兵，其为
懦甚大，兵不可以息，以天下力取三州，尚何不可（见论淮西事宜状）？
与裴丞相议合。故兵遂用，而宰相有不便之者。月满，迁中书舍人，赐
绯鱼袋，后竟以他事改太子庶子。”（李文公集卷一一，唐书韩愈本传
所载与此略同。）
元和十二年，韩愈从裴度征淮西。大约即在此年，韩愈作为宰相贺白龟状，
他说：“蔡者龟也，今始入贼地而获龟者，是获蔡也；白者，西方之色、刑
戮之象也，是必擒其帅而得地也。。。此象既见，其应不远。”平蔡后，他
随裴度还朝，以功授刑部侍郎。接着他奉诏撰平淮西碑，对裴度歌功颂德，
结果以碑辞不实，宪宗令磨愈文，命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撰文勒石，事情最后
就这样很不体面地结束。由此可见，韩愈后期在用兵、息兵的党争中直接和
豪族地主集团站在一起而与庶族地主集团对立。
韩愈在当时统治阶级内部政治斗争中所表现的党派性已如上述，这里我
们还须指出，他又和一般的豪族地主阶级有些区别，因为他的政治态度在某
些方面表现出依违的倾向。
韩愈的身世和社会地位都接近于庶族地主；他曾循着这一阶层所采取的
以文章为仕途阶梯的一般途径为自己谋求出路；他也和这一阶层有广泛的联
系，并且和这一阶层政治集团中的某些重要人物有一定联系。现在根据史实，
就这些方面择要略述如下。
韩愈生三岁而孤，就养于宗兄韩会。韩会正是庶族地主集团首脑人物元
载的党人，因了与元载厚善，坐元载党，贬至韶州。韩愈祭嫂说“年方及纪，
荐及凶屯，兄罗谗口，承命南迁”，复志赋说“当岁行之未复兮，从伯氏以
南迁”，即指韩会被贬事。
在以元载为首的庶族地主集团中，韩会是颇有声望的文章家。柳宗元在
先君石表阴失友记中称韩会为“善清言，有文章，名最高，然以故多谤”（柳
柳州全集卷一二）。韩会对韩愈无疑是有影响的，宋王銍曾指出：“观文衡
（韩会作）之作，益知愈本六经、尊皇极、斥异端、节百家之美而自为时法，。。
甚矣其似会也。。。会兄弟师授伟矣。”（韩会传）这里所说的显然有所夸
张。我们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所谓文以载道、推尊六经的议论并非韩会所
孤鸣先发，而是当时古文家的共同主张，韩愈与韩会年代相接，又同出于一
宗，在时代思潮的影响之下，他们之间的持论有相通之处，是不足怪的。
韩愈之成为古文家，除了早岁所受的韩会的影响外，又与其本人的身世
以及社会地位有密切的关系，他自称：
“愈之族亲鲜少，无扳联之势于今。”（释言）
“愈少鄙钝，于时事都不通晓，家贫不足以自活，应举觅官，凡二
十年矣。。。性本好文学，因困厄悲愁，无所告语，遂得穷究于经、传、
史记、百家之说，沉潜乎训义，反复乎句读，砻磨乎事业，而奋发乎文
章。”（上兵部李侍郎书）
“愈少驽怯，于他艺能自度无可努力，又不通时事，而与世多龃龉，
念终无以树立，遂发愤笃专于文学。”（答窦秀才书）
这些自述，都足以说明韩愈的身世与社会地位都接近庶族地主，舍文章以求
仕进而外，别无身分可依，以期自异于“常品”。但这里所说的，只在于论
证他的历史的较复杂的一面，而不能因此就忽视他的基本的政治倾向性。
在韩愈的同辈交往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和柳宗元、刘禹锡的关系。
他们都是著名的古文家，尽管在政治上处于敌对地位，但无可否认，他们中
间也有一定限度的交谊。这种交谊，在颇大的程度上乃是论文之交。据张岱
史阙中所载的传闻，柳宗元很赏识韩愈的文章，称之为“大雅之文”。刘禹
锡在祭韩吏部文中说：“昔遇夫子，聪明勇奋，常操利刃，开我混沌。子长
在笔，予长在论，持矛举盾，卒不能困。时惟子厚，窜言其间，赞词愉愉，
固非颜颜，磅礴上下，羲农以还，会于有极，服之无言。”（全唐文卷六一
○）这里所谓“持矛举盾”，实已暗示出他们之间，不但在文“笔”和理“论”
方面各有所专，而且在认识方面也相对立。这种交谊一旦涉及尖锐的政治斗
争与思想斗争，则又依各人自身的政治倾向与思想倾向而转入各自所属之对
立营垒。因此，韩愈不仅是因了言语之泄而和刘禹锡们落于冤仇，而且更因
了他所持的天命论还遭刘禹锡等的无情的批判。
此外，韩愈与牛党也有一些关系。牛党核心人物皇甫湜即为从韩愈学古
文的弟子。王定保唐摭言还载有一节富于戏剧性的传闻：韩愈与皇甫湜曾设
法荐引牛僧孺，使其名“大振天下”；这种传闻的真实性是可怀疑的，但他
们三人之间确有文章上的交往，李钰在唐丞相太子少师赠太尉牛公神道碑铭
的序中提到牛僧孺“早与韩吏部、皇甫郎中为文章友，其名相上下”（唐文
粹卷五六）。
从上面的论证看来，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韩愈身上所存在的矛盾，
这即是说，他的政治态度，在重要关键的问题上依附着豪族地主集团，但由
于他的身世、行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