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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之义薄矣。”（同上）
这是说，太伯让位是全身免祸的不得已的办法，并不是什么至德不至德；周
公诛放管、蔡是由揽权招疑，而又不能自责，反而把兄弟们杀了，也不是什
么王室安危的问题。刘知几责斥周公是一个不友爱的人物。
刘知几对于二帝三王的评论，诚然意味着对于当时统治阶级内部残酷斗
争的指斥，因此有人认为，这些评论都在疑古一篇，题名疑古，实即讽今。
这论断有一定的道理，但并不完全是这样。更重要的是刘知几所说的“史识”
在历史实际中的运用。唐高祖的代隋，唐太宗的兄弟相残，武后的以周代唐，
中宗睿宗相继以兵力取得政权，都可以成为刘知几讽刺的对象。但更应注意
的是刘知几坚持了一种不为传统偏见所拘的客观的态度，以统治阶级的丑恶
行为是二帝三王以来历代一揆的传统。他的议论是否完全符合二帝三王的具
体情况倒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指出了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一条历史性的通
例，这就叫做“史识”。这里他就接近于他所称赞的扬雄、王充了。
刘知几的上述议论，是他论史的一大贡献。他另一贡献，在于揭露史书
中对于统治阶级的讳饰。
第一，刘知几反对尚书、春秋对史事的讳饰。史通卷十三的疑古提出尚
书可疑者十条，除关于二帝三王在禅让争伐之事已有七条见于上述，还有一
条说到对于尧的增善，一条说到对于桀纣的增恶。刘知几批评尚书对尧之增
善，在逻辑方面是很有力的。他说：
“盖虞书之美放勋也，曰：‘克明俊德。’而陆贾新语又曰：‘尧
舜之人，比屋可封。’盖因尧典成文而广造奇说也。案春秋传云：高阳
高辛二氏，各有才子八人，谓之元凯。此十六族也，世济其美，不陨其
名，以至于尧，尧不能举。帝鸿氏少昊氏颛顼氏各有不才子，谓之浑沌、
穷奇、檮杌。此三族也，世济其凶，增其恶名，以至于尧，尧不能去。
缙云氏亦有不才子，天下谓之饕餮，以比三族，俱称国凶，而尧亦不能
去。斯则当尧之世，小人君子比肩齐列，善恶无分，贤愚共贯。且论语
有云：舜举咎繇，不仁者远。是则当咎繇未举，不仁甚多，弥验尧时群
小在位者矣。又安得谓之‘克明俊德’、‘比屋可封’者乎？”
另外，刘知几在疑古篇中还指出：对于史实之“饰智矜愚，爱憎由己”
的主观论断，是过去史家的通病：
“又案鲁史之有春秋也，外为贤者，内为本国，事靡洪纤，动皆隐
讳。斯乃周公之格言。然何必春秋，在于六经，亦皆如此。故夫子之刊
书也，夏桀让汤，武王斩纣，其事甚著，而芟夷不存。观夫子之定礼也，
隐闵非命，恶视不终，而奋笔昌言，云鲁无篡弑。观夫子之删诗也，凡
诸国风皆有怨刺，在于鲁国，独无其章。观夫子之论语也，君娶于吴，
是谓同姓，而司败发问，对以知礼。斯验世人之饰智矜愚、爱憎由己者
多矣。”
刘知几在史通卷十四的惑经篇进而指责孔子并不实事求是，指出：
“观夫子修春秋也，多为贤者讳。狄实灭卫，因桓耻而不书。河阳
召王，成文善而称狩。斯则情兼向背，志怀彼我，苟书法其如是也，岂
不使为人君者靡惮宪章，虽玷白圭，无惭良史也乎？”
“且案汲冡竹书晋春秋及纪年之载事也，如重耳出奔，惠公见获，
书其本国，皆无所隐。唯鲁春秋之记其国也，则不然。何者？国家事无
大小，苟涉嫌疑，动称耻讳，厚诬来世，奚独多乎？”
春秋为贤者讳，为本国讳，一向是被认为当然的。但刘知几认为，这是爱憎
由己、厚诬来世，对于史事的真相是有害而无利的。
和批评尚书春秋的讳饰同时，刘知几对于这两部一般作为大经大法的经
典，重新予以新的估价。疑古篇对于尚书的估价是很低的，认为它“略举纲
维，务存褒讳，寻其终始，隐没者多”，并且“今取其正经雅言，理有难晓，
诸子异说，义或可凭”，尚书的历史价值有时连诸子也赶不上了。惑经列举
春秋所未谕者十二、虚美者五，指出“世人以夫子固天攸纵，将圣多能，便
谓所著春秋善无不备，而审形者少，随声者多，相与雷同，莫之指实。”这
就把春秋尚书剥去了神圣的外衣，把它们和一般著作置于平等的地位，加以
评衡。这一点，上继太史公论六家要旨的优良传统，下开章学诚六经皆史的
端绪，是中世纪对封建文化的神像之冲击，是珍贵的精神生产。
刘知几对于尚书、春秋的评论，是大招后人非议的目标。唐末柳璨著史
通析微十卷，即因“史通妄诬圣哲，评汤之德为伪迹，论桀之恶为厚诬，谤
周公云不臣，褒武庚以殉节，其甚至于弹劾仲尼，因讨论其舛谬，共成五十
篇”（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七）。明陆深撰史通会要（见俨山外集），清纪
昀撰史通削繁，浦起龙撰史通通释，或对疑古惑经两篇加以删削，或对这两
篇加以曲解。刘知几所遭这些正宗学者的非议，不只不减低他的论议的价值，
并且正相反，可以更见出他的“史识”是和他的无所顾虑的科学态度分不开
的。
第二，刘知几揭露史书为本朝及个人恩怨而讳饰。他在史通中反复说明
这个意思。他说：
“案后汉书更始传称其懦弱也，其初即位，南面立，朝群臣，羞愧
流汗，刮席不敢视。夫以圣公身在微贱，已能结客报雠，避难绿林，名
为豪杰。安有贵为人主，而反至于斯者乎？将作者曲笔阿时，独成光武
之美，谀言媚主，用雪伯升之怨也？且中兴之史，出自东观，或明皇所
定，或马后攸刊，而炎祚灵长，简书莫改，遂使他姓追撰，空传伪录者
矣。”（史通卷七曲笔）
“（魏）收谄齐氏，于魏室多不平，既党北朝，又厚诬江左。性憎
胜己，喜念旧恶。甲门盛德，与之有怨者，莫不被以丑言，没其善事，
迁怒所至，毁及高曾。书成始奏，诏收于尚书省与诸家论讨，前后列诉
者，百有馀人。时尚书令杨遵彦，一代贵臣，势倾朝野，收撰其家传甚
美。是以深被党援，诸讼史者皆获重罚，或有毙于狱中，群怨谤声不息。
孝昭世，勅收更加研审，然后宣布于外。武成尝访诸群臣，犹云不实，
又令治改，其所变易甚多。由是世薄其书，号为秽史。”（同上卷一二
古今正史）
“然则历考前史，徵诸直词，虽古人糟粕，真伪相乱，而披沙拣金，
有时获宝。案金行（晋）在历，史氏尤多。当宣、景开基之始，曹、马
构纷之际，或列营渭曲，见屈武侯，或发仗云台，取伤成济。陈寿、王
隐咸杜口而无言，陆机、虞预各栖毫而靡述。至习凿齿乃申以死葛走达
之说，抽戈犯跸之言，历代厚诬，一朝始雪。”（同上卷七直书）
“自梁、陈已降，隋、周而往，诸史皆贞观年中群公所撰。近古易
悉，情伪可求。至如朝廷贵臣，必父祖有传，考其行事，皆子孙所为。
而访彼流俗，询诸故老，事有不同，言多爽实。昔秦人不死，验苻生之
厚诬；蜀老犹存，知葛亮之多枉，斯则自古所叹，岂独于今哉？”（同
上曲笔）
刘知几论议的重要，不在于一个一个地列举史书饰讳的现象，而在于指出这
种现象的普遍存在已成为一种通例。他认为，直词只是沙中之金，而“史之
不直，代有其书”（同上），“自古所叹，岂独于今。”
第三，刘知几指出，史多讳饰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其所以这样，
是因为史家禁不起实践的检证，而一旦到了利害关头，地位得失，就迷失了
方向。只有不畏威权的人物，才能尽到直笔不隐的史家天职。他说：
“夫人禀五常，士兼百行，邪正有别，曲直不同。若邪曲者，人之
所贱而小人之道也。正直者，人之所贵而君子之德也。然世多趋邪而弃
正，不践君子之迹而行由小人者，何哉？语曰：‘直如弦，死道边；曲
如钩，反封侯。’故宁顺从以保吉，不违忤以受害也。”（史通卷七直
书）
“夫为于可为之时则从，为于不可为之时则凶。如董狐之书法不隐，
赵盾之为法受恶，彼我无忤，行之不疑，然后能成其良直，擅名今古。
至若齐史之书崔弑，马迁之述汉非，韦昭仗正于吴朝，崔浩犯讳于魏国，
或身膏斧钺，取笑当时，或书填坑窖，无闻后代。夫世事如此，而责史
臣不能申其强项之风，励其匪躬之节，盖亦难矣。是以张俨发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