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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祐初，温公（司马光）拜相，更易熙丰政事。荆公（王安石）
在锺山，亲旧恐伤其意，不敢告语。有举子自京师归，公问有何新事，
对曰：‘近有指挥不得看字说。’公曰：‘法度可改，文字亦不得作乎？’”
（曾慥高斋漫录）
“道学”对“新学”的攻击很明显地是当时政治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更确
切地讲来，这种学术攻击本身就是政治斗争。程颐曾强调说：“朝廷以道学、
政术为二事，正自古之可忧者”（张载亦有此语），并不掩饰道学的政治作
用。这一点，对于认识道学的历史意义是重要的。
了解了北宋新党和旧党的政治斗争的形势，我们再进一步研究旧党中道
学家的社会身分和政治地位。
北宋道学家都在不同程度上隶属于旧党，在政治上代表着品级性的豪族
地主的利益。关于此点，必须根据历史事实，作些详细的说明。
在北宋道学“六先生”中，司马光的政治活动是最明显的。如所周知，
司马光是旧党的领袖、新法的死敌。他在元祐执政时，亲自主持了复辟旧法
的政治措施，实行文彦博所谓君权应该依靠士大夫，不应依靠人民的政策，
保卫着所谓不能“用贱陵贵”的豪族地主的权益。王安石曾说：“终始谓新
法为不便者，独司马君实耳。”（邵伯温闻见前录卷一一）这是不容置疑的。
周敦颐表面上不象司马光那样显明，因为他在北宋当代，在政治方面和
学术方面都没有很高的地位。周敦颐之于道学，犹如禅宗的达磨、道教南宗
的张伯端，其崇高地位多出于后人追拟。但仔细考察周敦颐的政治经历，也
可以看出他与旧党的密切关系。
据潘兴嗣为周敦颐所撰的墓志，周敦颐自幼由舅父龙图阁学士郑向抚
养，仁宗景祐时经郑向奏授洪州分宁主簿。庆历六年（公元一○四六年），
周敦颐知虔州时，程颢、程颐的父亲程珦摄通守事，“视其气貌非常人，与
语，知其为学知道也，因与为友。。。及为郎，故事当举代，每一迁授，辄
以先生名闻。”（朱熹濂溪先生事状）二程向周敦颐问学，当在此时。
嘉祐元年（公元一○三六年），周敦颐署合州判官事。在合州时，他与
新法的首要反对者之一赵挿⑸怠＞莼仆ゼ崴牵骸�
“赵公阅道（挘┖懦坪孟汀Ｈ擞卸衩澹ㄖ芏匾茫┱撸怨允�
者临之甚威，茂叔处之超然。其后乃悟曰：‘周茂叔天下士也！’荐之
于朝，论之于士大夫，终其身。”（山谷别集卷上濂溪诗序）
可知周敦颐的政治措施深得赵挼某粕汀�
神宗熙宁初年，吕公著也曾荐举周敦颐：
“正献公（吕公著）在侍从，闻茂叔名，力荐之，自常调除转运判
官。茂叔以启谢正献公云：‘在薄宦有四方之游，于高贤无一日之雅。’”
（吕本中童蒙训）
按此时赵捳谥惺椋撕狭Γ瓦谥芏匾梦隳隙纷伺泄佟Ｎ跄�
三年，赵捯蚴杌餍路ㄈノ唬鲋贾荨Ａ辏話再尹成都，听到周敦颐
因病去官，拜章乞留，朝命及门，周敦颐就死了。从嘉祐到熙宁，十七、八
年之间，周敦颐始终受赵挶右瘛Ｗ苤芏匾盟淙还俦埃胝話、吕
公著、吕陶等人的深厚联系已足说明他是站在旧党的一面。
熙宁新法时代，曾在朝中任职的道学家，除司马光外，还有程颢、张载
和张戬。二程的家世历代仕宦，其曾祖程希振任尚书虞部员外郎，祖程遹赠
开府仪同三司吏部尚书，父程珦最后以太中大夫致仕。程颢在熙宁时，经吕
公著荐，授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新法之初，首为异论”（伊洛渊
源录卷二）。如程颐在所撰程颢行状中所说：
“荆公（王安石）寖行其说，先生（程颢）意多不合，事出必论列。
数月之间，章数十上。尤极论者：辅臣不同心、小臣与大计、公论不行、
青苗取息、卖祠部牒、差提举官多非其人及不经封驳、京东转运司剥民
希宠不加黜责、兴利之臣日进、尚德之风寖■等十余事。”（同上）
熙宁二年至三年四月，程颢任御史八、九个月，极力反抗新法，著名的陈治
法十事一疏就集中地表现了他与新法对立的政治主张。
程颢不仅在政治上与王安石相对立，而且在学术上也相排击。道学与新
学的对立在这里可以看得很清楚。如邵伯温所说：
“荆公尝与明道（程颢）论事不合，因谓明道曰：‘公之学如上壁’，
言难行也；明道曰：‘参政之学如捉风！’”（河南程氏遗书第一九）
程颢曾屡次在神宗面前讥评王安石新学，如：
“神宗问王安石之学如何，明道对曰：‘安石博学多闻则有之，守
约则未也。’”
“＇明道＇昔见上，＇上＇称介甫（王安石）之学，对曰：‘王安石之
学不是。’上愕然，问曰：‘何故？’对曰：‘臣不敢远引，止以近事
明之。臣尝读诗，言周公之德云：公孙硕肤，赤舃几几。周公盛德，形
容如是之盛，如王安石，其身犹不能自治，何足以及此？’”（河南程
氏遗书第二上）
程颢这种批评毫未涉及王安石学术的实质，而无理地牵扯到王安石的衣饰容
仪，很象唐代党争中豪族地主的口吻。据高斋漫录，文彦博在熙宁时曾用高
脚椅子戏弄年少身矮的新进大理寺丞李察，这正可以代表豪族地主对新起的
庶族的轻蔑。
由于看到新法势在必行，程颢曾采取一种暂时容忍的阴险态度。熙宁初，
青苗法的推行是党争的焦点，程颢在遭贬时却说：“以今日之患观之，犹是
自家不善从容，至如青苗，且放过又何妨？”这就是说应该保存旧党的力量，
俟机再起。他在回忆这一时期的政事时曾说：
“王介甫性狠愎，众人以为不可，则执之愈坚。。。使众君子未与
之敌，俟其势久自缓，委曲平章，尚有听从之理，则小人无隙以乘，其
为书不至此之甚也。”（闻见前录卷一五）
程颢的贬逐和张载、张戬的出朝是相联系的。二张兄弟是二程的表叔。
据吕大临所撰张载的行状，张载早年曾研习兵法及释老之书，促使他转向道
学的是二程。程颐虽曾谦虚否认这一点，但张载受二程的影响是不可否认的。
张载张戬当时在关中合称“二张”。据说，“横渠（张载）尝语人曰：‘吾
弟德性之美，有所不如，其不自假而勇于自屈，在孔门之列宜与子夏相后先。’
及与之论道，曰：‘吾弟全器也，然论道而合乃自今始。有弟如此，道其无
忧乎？’”（宋元学案横渠学案）可见关学中二张的学术思想，不完全如二
程的关系，有相合的一面，也曾存在过不一致的一面。
张载未第时曾受文彦博延聘。程颢曾说：“颢接人多矣，不杂者三人：
张子厚（载）、邵尧夫（雍）、司马君实（光）。”（河南程氏遗书第二上）
所以程颢向神宗推荐人材数十人，就以张载和程颐为首。熙宁二年（公元一
○六九年），张载经吕公著荐举入朝，除崇文院棱书，据行状记：
“既入见，上问治道，皆以渐复三代为对。上悦之，曰：‘卿每日
见二府议事，朕且将大用卿。’先生谢曰：‘臣自外官赴召，未测朝廷
新政所安，愿徐观旬日，继有所献。’上然之。
他日见执政（王安石），执政尝语曰：‘新政之更，惧不能任事，
求助于子何如？’先生对曰：‘朝廷将大有为，天下之士愿与下风。若
与人为善，则孰敢不尽？如教玉人追琢，则人亦故有不能。’执政默然，
而语多不合，寖不悦。”
可知张载的态度虽比较和缓些，但也是不愿为新政服务的。
张戬就不甚相同了，他也在熙宁初入任御史，反对新法最为激烈，曾“章
十数上”（伊洛渊源录卷六行状）。据河南程氏遗书第二上的记载，王安石
当时以青苗法是否实行决定去就，程颢与孙觉了解到神宗意袒王安石，本来
是准备迂回一时的，只是由于张戬在中书“大悖”，新旧两党于是归于决裂。
按照司马光温公日录，这件事的经过是这样的：
“张戬为监察里行，请罢条例司，因诣中书，极陈其事，辞气甚厉。
介甫（王安石）以扇掩面而笑。戬怒曰：‘参政笑戬，戬亦笑参政所为
事耳！岂惟戬笑，天下谁不笑之者？’暘叔解之曰：‘察院不须如此。’
戬顾曰：‘只相公得为无过邪？’退而家居，申台不视事而待罪。”（伊
洛渊源录卷六引）
邵雍是另一类型的人物，他的特点是从未在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