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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资产阶级的学者们，对道学的本质作了形形色色的粉饰，冯友兰和
贺麟就是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冯友兰为了给他的反动的“新理学”寻找“道
统”的根据，把道学描绘为中国哲学的正宗。他极力鼓吹道学是统一了“高
明与中庸的对立”，是极高的“天地境界”（新原道第九章道学），而自命
为“接着”宋明理学的“新统”。同样的，贺麟也说“儒家之理学为中国之
正宗哲学”，主张“以西洋之正宗哲学发挥中国之正宗哲学”（儒家思想的
新开展，见儒家思想新论第六页）。资产阶级学者中间有些人在四十年代高
倡所谓“新儒学”，正是企图在殭死了的“道统”上粉饰以帝国主义没落时
代的唯心主义哲学，来抗拒马克思主义真理，以期从思想战线上维护正在崩
溃的国民党反动统治。这些对道学的吹捧，今天还遗留有一定的影响，甚至
想用别的花招使之死灰复燃。因此，对道学产生的社会根源和历史意义在这
里作较详细的分析，是十分必要的。
在上章中，我们曾说明过北宋庆历以后学风的变化。王应麟首先指出王
安石的“新学”的作用，他说：
“自汉儒至庆历间，谈经者守故训而不凿；七经小传出而稍尚新奇
矣；至三经新义行，视汉儒之学若土梗。”（困学纪闻卷八）
以义理之学取代汉唐以来的笺注经学，是宋代的一般趋势。然而在义理之学
的形成之中，却伴随着新旧党的政治斗争，同时也发生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
义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唯物主义的代表者以新党王安石为首，唯心主义的代
表者以旧党司马光、二程等为首。如上引王应麟的话，解经新义是始于王安
石的“新学”；而“道学”从思想内容和实质来看，便与“新学”针锋相对，
树起了敌对的旗号。神宗元丰二年（公元一○七九年），二程已说：
“今异教之害，道家之说则更没可辟，唯释氏之说衍蔓迷溺至
深，。。然在今日，释氏却未消理会，大患者却是介甫之学，。。如今
日却要先整顿。介甫之学坏了后生学者。”（河南程氏遗书第二上）
二程的弟子杨时（龟山）在哲宗元祐元年与吴国华书中更明白说出：
“某于程氏之门，所谓过其藩而未入其域者也，安敢自附为党与以
攻王（安石）氏学？夫王氏之学，其失在人耳日，诚不待攻，而攻之者
亦何罪耶？”（杨龟山先生集卷一七）
按杨时恰是程门第一个全面攻击王学的“灵利高才”。从这些话中可以知道，
程门“道学”和王安石派的“新学”是水火不相容的。
这里，首先研究一下新旧党的政治斗争。
宋神宗以后，代表庶族的新党和代表豪族的旧党之间即展开了尖锐的斗
争，在思想战线上的反映即“新学”和“道学”的迭相祟黜。
王安石在熙宁变法时，为了推行新法，于执政之初，首先改革科举与学
校制度，并修领三经新义，“一时学者莫不传习，有司纯用以取士”。
旧党程颢当时即上疏，根据封建的等级制度的法律虚构，指斥新政为“用
贱陵贵，以邪妨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政治斗争的尖锐已达极
点。王安石为了贯彻新法，不得不采取严厉措施，于是在该年（熙宁三年，
公元一○七○年）四月戊辰贬旧党吕公著知颖州，己卯贬赵捴贾荩舔�
权发遣京西路提点刑狱，壬午贬张戬知公安县。只有张载未被贬逐，但他“益
不安，乃谒告西归”（行状）。熙宁十年，张载被召还馆，同知太常礼院，
该年冬，他又再次辞职。
在熙宁时代，王安石好象把旧党打下了政治舞台，但实陈上旧党政治集
团的阵营依然未受动摇。
旧党代表人物被贬逐后，大多退居洛阳。这一点是理解当时政治斗争的
一个重要的侧面，也是理解“道学”何以在伊洛兴起的关键，我们必须在下
面着重地作些说明。
洛阳自唐以来便是豪贵势力的中心。北宋蜀党的李格非曾撰有洛阳名园
记，说：
“洛阳之盛衰者，天下治乱之候也。方唐贞观开元之间，公卿贵戚
开馆列第于东都者，号千有馀所。及其乱离，继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
树，兵车蹂践，废而为丘墟；高亭大榭，烟火焚燎，化而为灰烬；与唐
共灭而俱亡者，无馀家矣。予故曰：园囿之兴废者，洛阳盛衰之候也。。。
呜呼！公卿大夫高进于朝，放乎以一己之私自为，而忘天下之治，忽欲
退享此，得乎？唐之末路是矣。”
李格非的这篇名文指出了洛阳一直是公卿豪贵聚居之地，而豪贵园邸的兴废
正是与其政治地位的盛衰分不开的，同时借唐喻宋，还预见了北宋的复亡。
名园记所对宋代园邸的描写，其中就包括旧党富弼、文彦博、司马光、吕公
著等人的贵族生活及其政治活动。
北宋时代的大家世族豪贵显官，照例要在洛阳设置园宅。司马光送李公
明序（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六五）所记李公明，少为丞相子，长为台阁显
官，诸子为九卿牧守，而特以“洛阳佳园宅”为称。苏辙洛阳李氏园池诗记
（栾城集卷二三）所记李侯是家世名将，“既得谢居洛阳，引水植竹，求山
谷之乐，。。则虽洛阳之多大家世族，盖未易以园囿相高也。”这样的例证
是不胜枚举的。苏辙在游景仁（范镇）东园诗中曾这样描绘洛阳的景色：
“邻家并侯伯，朱门掩芳菲，畦花被锦锈，庭桧森旌旗，华堂洵金
碧，叠观凝烟霏，仿佛象宫禁，萧条远喧卑。”（同上卷七）
司马光退居洛阳共十五年，程颢被贬后也回到洛阳。文彦博、富弼、司
马光、吕公著、程颢等人都集中于洛阳，决不是不问政治的，相反的，他们
俨如一个在野内阁，仍然策谋计议，争取士大夫，俟机而动。司马光“居洛
十五年，天下以为真宰相”，当即此义。富弼“在洛阳，多以手疏论天下大
利害，皆大臣之所不敢言者”（邵博闻见后录卷二四）。据邢恕追述，程颢
“既不用于朝廷，。。居洛几十年，。。在仕者皆慕化之，从之质疑解惑；
闾里士大夫皆高仰之，乐从之游；学士皆宗师之，讲道劝义。。。于是先生
身益退，位益卑，而名益高于天下”（伊洛渊源录卷二）。这段话如果剖视
其中的内容，也正说明了程颢的政治活动。封建统治阶级认为“美谈”的洛
阳耆英会、同甲会、真率会等等，都是“名高望重”的豪贵的聚集，这里面
的政治意义是不言自明的。
神宗朝在洛阳的旧党，资格最老的应推文彦博。他虽“穷贵极富”（宋
史卷三一三本传），但与二程邵雍等关系非常亲切。我们如果以魏晋的品题
来看这时在豪族圈子里的“名望”，居然名豪大族的遗风犹在，如富弼、吕
公著、司马光、程颢被品题于“四贤”之目，邵雍四贤吟：
“彦国之言铺陈，晦叔之言简当，君实之言优游，伯淳之言条畅。
四贤洛阳之望，是以在人之上，有宋熙宁之间，大为一时之壮。”（击
壤集卷一九）
二程同时也品题说：
“君实笃厚，晦叔谨严，尧夫放旷。”（河南程氏遗书第六）北宋
道学六先生，有位居人上的、具有族望的五人曾居于洛阳。
这里应指出，张载久居关中，在政治态度上和上面的人物有些不同。他
保持看所谓关学的一些传统，没有和洛学完全合流。
从这里所讲的历史事实看来，北宋后期洛阳是旧党政治活动的策源地，
而以洛阳为中心的豪族地主集团，就是道学产生的社会基础。
到了哲宗元祐初高太皇太后听政时，旧党司马光、吕公著起复，除在政
治上立即贬逐新党外，也马上下手撤除王安石所苦心经营的学制。元祐元年
（公元一○八六年）四月，司马光请立经明行修科，“岁委升朝文臣各举所
知，以勉励天下”（宋史纪事本末卷三八），进一步便利执政的旧党援引私
人，树立党羽。五月，诏孙觉、雇临、程颐修立国子监太学生条制（续资治
通鉴长编卷三八）。七月，司马光奏立十科举士法。二年正月，吕公著“请
禁主司不得以老庄书命题，举子不得以申韩佛书为学，经义参用古今诸儒说，
毋得专取王（安石）氏。寻又禁毋得引用王氏字说。”四月，吕公著请复制
科。至此，王安石在学制方面的改革就全被推翻了。
元祐初年，新学实陈已成禁学，据记：
“元祐初，温公（司马光）拜相，更易熙丰政事。荆公（王安石）
在锺山，亲旧恐伤其意，不敢告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