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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天而成于人，天则无是而人欲为之者，举天下之物，吾盖未之见也。”
（文集卷六六礼论）“陶人不以木为埴者，惟土有埴之性焉。”（文集
卷六八原性）
这就指出人的心理能力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狙猿的条件。
王安石认为先天的心理能力是从物质产生的，这种物质就是形体。形体
是“有生之本”。这种从“人是一个感觉体”出发的人性论，是唯物主义的
命题。他说：
“神生于性，性生于诚，诚生于心，心生于气，气生于形。形者，
有生之本。”（文集卷六六礼乐论）
王安石明白地反对孟子、荀子、扬雄、韩愈的性的学说。他对于孟、荀、
扬的批判是有分寸的，而对于韩愈的人性论却持全面的否定态度，他说：
“夫太极者，五行之所由生，而五行非太极也。性者，五常之太极
也，而五常不可以谓之性，此吾所以异于韩子。”（文集卷六八原性）
仁义礼智信是五常，五常的太极是性，而五常并不等于性。性是心理能
力，由之可以产生五常。正如人可以为礼，木可以为器，只是“天资之材”
之不同。
按韩愈在原道篇攻击唯物主义者荀子和扬雄“译焉而不精，语焉而不
详”，而把唯心主义者孟子推崇到天上，说他是“醇”儒。王安石从人性论
方面驳斥韩愈不是偶然的或称快的笔法。
他又不同意孟子和荀子的性善、性恶说：
“孟子言人之性善，荀子言人之性恶。夫太极生五行，然后利害生
焉，而太极不可以利害言也。性生乎情（应为情生乎性），有情，然后
善恶形焉，而性不可以善恶言也，此吾所以异于二子。孟子以恻隐之心
人皆有之，因以谓人之性无不仁。就所谓性者，如其说，必也怨毒忿戾
之心人皆无之，然后可以言人之性无不善，而人果皆无之乎？孟子以恻
隐之心为性者，以其在内也。夫恻隐之心与怨毒忿戾之心，其有感于外
而后出乎中者，有不同乎？荀子曰：‘其为善者，伪也。’就所谓性者，
如其说，必也恻隐之心人皆无之，然后可以言善者伪也，而人果皆无之
乎？。。且诸子之所言，皆吾所谓情也、习也、非性也。扬子之言为似
矣，犹未出乎以习而言性也。”（同上）
这里，问题的关键在性与情的分离。有情，即有恻隐之心与怨毒忿戾之心，
然后善恶形，而情，不能是恻隐之心或怨毒忿戾之心，都是有感于外而后出
乎中。外是环境，由于环境不同，而出乎中者就有恻隐之心与怨毒忿戾之心
的分歧。恻隐之心谓之善，怨毒忿戾之心谓之恶，可见善恶只是情，只是习，
而性则不可以善恶言。
关于性和情的关系，王安石认为性与情又分离又不分离，性是情之本，
情是性之用。他说：
“性、情，一也。世有论者曰：性善情恶，是徒识性情之名，而不
知性情之实也。喜怒哀乐好恶欲，未发于外而存于心，性也。喜怒哀乐
好恶欲，发于外而见于行，情也。性者，情之本；情者，性之用。故吾
曰：性、情一也。。。此七者，人生而有之，接于物而后动焉。动而当
于理，则圣也，贤也。不当于理，则小人也。彼徒有见于情之发于外者
为外物之所累，而遂入于恶也，因曰‘情、恶也，害性者，情也’。是
曾不察于情之发于外，而为外物之所感而遂入于善者乎！”（文集卷六
七性情）
这里，好象跟李翱的性情说，有其相似处，即承认性、情是不同的两个概念，
喜、怒、哀、惧、爱、恶、欲，皆情之所为。但是王安石也反对李翱的“人
之所以成其性者，情也”的说法，认为情之发也有入于善的。这样，善恶的
分别，不在性本身，而在于发于外者之如何，在于动是否当于理。理是什么，
王安石没有讲清楚。王安石看到了由于利害不同、爱憎喜怒不同而变乱了道
德标准的情况，他说：“今家异道，人殊德，又以爱憎喜怒变事实而传之。”
（文集卷七二答王深甫书）可见客观的道德标准，在不同立场的人看来，认
识未必一致。这就反映着在从唐到宋的封建等级制的再编制过程中，各阶级
透过等级身分的不同的要求，而有许多喜怒爱情的标准，进而对于等级身分
的事实企图改变。王安石代表了庶族地主，在理论上表示出对于旧身分体制
的反对，即所谓“祖宗不足法”。他进一步指出情可以入于善，也可以入于
不善：
“古者，有不谓喜怒爱恶欲情者乎？喜怒爱恶欲而善，然后从而命
之曰仁也、义也；喜怒爱恶欲而不善，然后从而命之曰不仁也、不义也。
故曰：有情，然后善恶形焉。然则善恶者，情之成名而已矣。”（文集
卷六八原性）
“君子之所以为君子，莫非情也；小人之所以为小人，莫非情也。
彼论之失者，以其求性于君子，求情于小人耳。自其所谓情者，莫非喜
怒哀乐好恶欲也。舜之圣也，象喜亦喜，使舜当喜而不喜，则岂足以为
舜乎？文王之圣也，王赫斯怒，当怒而不怒，则岂足以为文王乎？”（文
集卷六七性情）
这样看来，王安石反对了传统的理论——以性为品级性人物所独占的、
以情为非品级性人物所特具的阶级论，而主张不因地位身分和等级而有所区
别的性情论，这是要求平等身分的进步的学说。他以为喜与怒正相反对，但
是喜可以为善，怒也可以为善，问题在于是否当喜当怒。判断喜与怒之是否
善，不在喜怒本身，而在客观标准的当否，其间不能因人的地位而有所区别。
因此，王安石反对“废情”，反对人如木石无情。他说：
“如其废情，则性虽善，何以自明哉？诚如今论者之说，无情者善，
则是若木石者尚矣。”（同上）
王安石同意“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的说法；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
其所以为善与为不善，皆由于习。这样强调后天的习惯，已经接近于实践的
标准。他把“上智与下愚不移”，看成是习惯的结果，看成是后天修养的结
果。因此，智与愚不是天生的，不是不可改变的。所谓“不移”，只是从最
后结果来判断而已。他修正孔子的学说如下：
“孔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吾之言如此。”（文集卷六
八原性）
“孔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吾是以与孔子也。。。然则
孔子所谓‘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惟上智与下
愚不移’，何说也？曰：习于善而已矣，所谓上智者；习于恶而已矣，
所谓下愚者；一习于善，一习于恶，所谓中人者。上智也，下愚也，中
人也，其卒也命之而已矣。有人于此，未始为不善也，谓之上智可也；
其卒也，去而为不善，然后谓之中人可也。有人于此，未始为善也，谓
之下愚可也；其卒也，去而为善，然后谓之中人可也。惟其不移，然后
谓之上智，惟其不移，然后谓之下愚，皆于其卒也命之，夫非生而不可
移也。。。是果性善而不善者，习也。”（文集卷六八性说）
这一段表面上解释而实际上修正孔子的话，并不是孔子的原意，而是王
安石自己的学说。从这里可以看出王安石以实践为标准而判断人性变化的理
论是值得注意的宝贵遗产。
王安石的人性论，应该说，与告子的人性论有基本上的共同点。告子说：
“生之谓性。”
“性，犹■柳也，义，犹桮棬也。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柳为桮棬。”
“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性之无分于
善与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孟子告子上）
“生之谓性”，“性之无分于善与不善”，也正是王安石人性论的主要
论点。告子的人性论，在战国时候是异端，孟子曾辞而辟之。因此，王安石
实际上是反对孟子的唯心主义论点。
与人性论相应，王安石论学习与修养，重视后天的实践工夫。洪范传里
说：
“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视，四曰听，五曰思。貌曰恭，言
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恭作肃，从作乂，明作哲，聪作谋，
睿作圣，何也？恭则貌钦，故作肃；从则言顺，故作乂；明则善视，故
作哲；聪则善听，故作谋；睿剔思无所不通，故作圣。五事，从思为主，
而貌最其所后也，而其次之如此，何也？此言修身之序也。恭其貌，顺
其言，然后可以学（视）而至于哲；既哲矣，然后能听而成其谋；能谋
矣，然后可以思而至于圣。思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