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抵世蚀雍瘟慷龋吭谟芯赫氖谐∩希裁绰蚵羲交崽旨刍辜郏课裁聪愀鄯康夭偷挠督鸨让拦牡湍敲炊啵课裁丛谌毡镜牟褪遥丝筒桓》眩俊庑┣程饽浚诰醚虾苤匾蛭绻辛艘桓隹扇〉拇鸢福涂梢砸话慊普沟胶芏嗥渌氖虑樯先ァ＜词菇裉欤魏稳四苈呒坏亟獯鹆饺稣庋奈侍猓涂杉恕�
一九六四年我开始写论文，导师当然是选艾智仁与赫舒拉发。每选一个题目，他们都很高兴，但由于资料不足，自己知难而退。题目于是一改再改，改了好几次后，他们对我有点失望了。六五年夏天，我决定暂时抛开论文，从事摄影六个月。六六年初卷土重来，过了几个月钻图书馆的生涯，在该年四月决定了论文的题目：《佃农理论——引证于中国的农业及台湾的土地改革》。
我苦思三日，写下了十一页纸。那时我在加州的长堤大学任教职，将这十一页初稿寄到加大去，他们订了集会研讨的日期，是一个星期一的下午，五时开会。该日赴加大之会，只见很多教授都在座。我还未发言，他们读到我稿上第一页所作的六个结论，都一致认为我全盘错了。我不知从何说起，而他们大家开始争论，一争就花了个把小时，我好不容易才说服他们不要管那第一页，让我由第二页说起。
第二页花了三个小时，每一句我都要答辩，详加解释，而在座诸君又互相争论不休，真是一塌糊涂。直到晚上快十时了，艾智仁看手表，跑了，其它的人接二连三地离去。余下来的只有E。Thompson一人，继续和我争论。他是经济学行内的一个怪杰，是个天才，但我无心恋战。自己认为可以交得出去的论文初稿，两年多来就只有那十一页纸，如此收场，啼笑皆非，还有什么可说的？
晚上十一时，我心情沉重，到加大邻近的餐室去吃点东西，呆坐了一阵，终于鼓起勇气打个电话给赫舒拉发，问他我是否应将题目放弃。他惊愕地回答：「为什么放弃呀？我没有见过那样精彩的论文！」在驾车回长堤的路上，我是兴奋的。我隐约地意识到教授们的争论，是因为我「击中」了一些重点。我后来才知道，佃农理论在我之前已有二百年的发展了。我完全没有考查过前贤之见，只以为要解释农业经济，应有一个佃农理论，就自创了出来，殊不知其结论与传统的相反。
早上回到长堤大学办公室，知道艾智仁曾给我电话，我立刻挂回一个给他。他说：「你的几个结论与我们所知的完全相反，像昨天那样的争论，不是办法。你不用再来，等我在研讨班上跟学生讨论之后才决定好了。」此后，每隔几天，关心的同学就给我通报，说他们找不到什么错处。三个星期过去了，艾智仁给我电话，简单地说：「你可以正式动笔了；要准备用两年的时间。」我说：「一年够了吧。」「通常不够，你不妨试试看。」
论文写不到一半就获得芝加哥大学的通知，给我一个奖金，要我到那里去。我于是不到一年就将论文赶起了。后来我才知道，是杜玛（E。Domar）教授将我论文的第一章寄给芝大的庄逊（D。G。Johnson）教授的。庄逊曾经发表过佃农理论，我在论文中对他的分析手起刀落。他确有大将之风，不仅不介意，还再三要赫舒拉发催我申请芝大每年一个的奖金。我见论文尚未完成，迟迟不敢申请，后来见过了期限，赫氏还在问我的申请信寄出没有，就姑且照办了。两天后就收到芝大的电报。原来他们只看一章就定了奖，但要等我的申请信。
那一章，差不多不是我写的！
（五）
听到艾智仁准许我正式执笔写论文，兴奋之极。当时我在长堤大学任教的工作很沉重，每星期要教十二课。一个同事（E。Dvorak，是目前美国西区经济学会的主事人）认为我的论文可大可小，替我紧张起来，在校内任何事情都维护着我，给我很多方便。我不停地工作了一个月，再三修改才完成了第一章，是关于理论本身的，大约四十页，寄了给赫舒拉发与艾智仁。过了一个星期，约定时间，就到加大去见他们。
赫氏一见我面就大加赞赏，把文稿交回给我，只见他修改了几处，提出了一些问题。跟着，我兴高采烈地去找艾智仁，他没有说什么，只把文稿交还给我。我一看，几乎哭了出来。艾氏在我的原稿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小字，作了修改，提出质疑，每页上满满的都是他的字迹，差不多把我稿上的「打」字完全遮盖住了。在整章中，我的每一句他都不放过！
我望着他呆了一阵，说：「我已经修改过好几次的呀！」「那算得什么，我那篇关于功用的文章修改了不下二十次。」我很失望，转身就跑。那天晚上回家，我坐在桌前细读艾氏的每一个质疑，每一处修改，越看越心惊，越看越佩服。我将他提出的每一点，经过深思后，反复地考虑、「化解」，直到我消化了他的最后一个评语，觉得自己在学识上似乎升了一级，判若两人。一看手表，十七个小时过去了。我想起昨天在艾氏面前的失态，实在尴尬。于是拿起笔写了一封信给他，内容大致是这样的：「抱歉昨天对你没有礼貌。回家后我用了十七个小时细读你的评语，才知道山外有山。我答应你将尽力而为，相信《理论》这一章的第二稿会有进步。」
一个月后，艾智仁看了该章的第二稿，叫我去见他。这次他显得很高兴，将那修改得很少的文稿交还给我。我坐在那里时，他站起来，望着窗外，彷佛自言自语地说：「我们都不怀疑你是可造之材，所以要苛求一点。你要知道，不管你脑子里如何了得，文章写得不清楚，在学术上就难有大成。读了你的第二稿，将来替你写介绍信时我可以说，你懂得怎样写明朗的文章。」
是的，我是从艾智仁那里学到写明朗的文章。这法门说来甚易：只要有一篇比较深入的、几十页的分析文字写得清楚，以后写任何文章都显得清楚了！困难是，学写的人要找到一个像艾智仁那样的高手，肯不厌其详地替你密密麻麻地下评语——这种际遇，是可遇不可求的。
在赫舒拉发与艾智仁的指导下写论文，一年之中我学习到的，比此前在研究院的几年还要多。上课、读书、研讨、考试等都是学习，但没有机会运用。学而不用，自己所学的怎样明白也不能真正地登堂入室。用上了，才会知道哪些理论其妙无穷、得心应手，哪些理论中看不中用。用得多了，就可将五花八门、复杂无比的理论简化。真的，在今天，我听任何经济学者的学术讲话，单看他理论的简单程度与正确性如何，就可以很快地知道他有没有老老实实地对理论的运用下过功夫。我跟老师们学写论文最大的收获，并非理论那一章，而是后来怎样去运用它。
一九六八年，艾智仁到芝加哥大学访问一年。那时我刚好在芝大，与他有更多的倾谈机会了。某天午餐上谈到一个问题，使我们后来在交易费用与公司组织这个重要的题材上意见分歧。我当时举出下述的例子。假若有两个人要搬运石头下山，各自搬运的话，则每人每次可搬五十磅，加起来是一百磅。但假若二人合作，一起搬运，每次可搬一百二十磅。问题是，二人合作，每人试将一部分重量转移到对方那里去，所以结果会少于一百二十磅。然而，若合作中大家的「卸责」行为使重量低于一百磅，那么他们就会不合作，宁可各自搬运。因此，合作搬运的重量必定是在一百磅与一百二十磅之间。在有竞争的情况下，这个合作搬运的重量从何而定呢？这也是说，哪一些局限条件能使我们求出合作的均衡点？
这个问题，直至今天还没有答案。后来艾智仁从合作增产与卸责行为的角度，与H。Demsetz在一九七二年联合发表了关于公司组织与经理监管的理论。今天在经济学报上触目皆是的「经理」理论文章，大都是由他们的大作触发而写成的。我和高斯（R。Hase）不同意他们的分析，认为以「卸责」为要点是走入歧途。我自己以不同合约的选择来处理同一个问题，要到一九八三年才发表《公司的合约本质》。
从影响与普及那方面看，目前艾氏（合写）之作比我的强得多。这可能因为他们的文章比我的早出十一年，先拔头筹。我想来想去也想不到「卸责」这个概念有什么用。人当然会卸责，但这只不过是自私行为中的某种表现而已。说人自私，又说卸责，岂不是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