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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没有回应他不会继续，这是大家预先知道的。正式选修的同学此起彼落地提出各个办法，但每个办法都证明不可行。下课的铃声响了，一位同学来不及把话说完，艾氏已匆匆离去。这是第一课。
每星期三课，每课五十分钟，课上都在谈量度石头的重量，都找不到办法。这样就花了几个星期时间。显然，与经济学似乎无关的事，同学们都认为其中必定大有玄机。过了不久，每次下课后我和几位同学就开会讨论艾氏在课室上所说过的话，要寻求他所指的是什么，和有什么含义。这个课后学生自搞的小组（后来维持了两年），在不知不觉间，使我们对价格理论的认识、运用，大有所获。
一位老一辈的，在几年前上过艾智仁教的统计学课的同学，见我们在「石头」的问题上打转时有点心灰意冷，便安慰我们，说艾氏教统计，从头到尾都在谈赌马，最后大家从赌马中学得统计学所有的基本概念。赌马显然与统计有关，但石头呢？难道我们要胡里胡涂地在石头的问题上花一个学期？
第五个星期，艾氏进课室时满面笑容，欣然自得，问：「你们明白了没有？」学生反问：「明白什么？」答曰：「量度石头重量的困难。」他于是指出，量度必定是武断的事，是武断而又有系统地将数字排列、分配、定名。他跟着谈到不同量度系统的局限，功用的含义，功用理论运作的基本条件，量度与推断的关系，客观与价值观的区别，需求定律的重要，福利经济与科学扯不上关系，等等。在五十分钟内，他如长江大河，滔滔不绝，使我听得呆了。其见解的精辟，其逻辑的紧密，其哲理的湛深，使我意识到学问是可以这样迷人的。
古人说的「学究天人」会使人有高不可攀的感觉。说艾氏学究天人，本来不错，但他那样淡然处之，不渲不染，对重点的刻画挥洒自如，使我觉得他在学问上的深度，我也有机会达到的。从那天起，在敬佩艾氏之余，我有了自信。假若没有经过那四个星期去想石头的如何量度，我不会在五十分钟之内被艾氏说服的吧。在此之前，我对福利经济很感兴趣，下过不少功夫，但从那天起，我不再涉及福利经济的问题。
学期很快过去了。艾智仁明显地错了一点：他推断学生人数会减少一半，结果并非如此。选修也好、旁听也好，到学期结束时，课室还是满满的。后来有人说，有我们那个小组坐镇，或多或少起了一点作用。
（三）
第二个学期，艾智仁一进课室就问：「什么是货币？」这是经济学幼儿班的问题，任何学生都知道答案。但问题由艾智仁提出，大家都知道课本上的答案不管用，无谓自取其「辱」，所以没有谁敢回答半句。艾氏把问题重复，到最后，有一位同学终于大胆地反问了：「什么是货币？」
「为什么马铃薯不是货币？所有的书本都说马铃薯可以是货币，但为什么从来没有任何社会以马铃薯作货币呢？」他继续发问。这一提点，聪明的选修同学们就有很多意见了。其中有几个表现很不俗的，都读过史德拉（G。J。Stigler）发表于一九六一年的、关于讯息费用与价格差异的文章（后来史氏因该文而获诺贝尔奖），所以立刻从马铃薯携带不便、保存不易、大小不一等问题上谈到价格差异的问题。如是者搞了三个星期，黑板上的方程式此上彼落、写写抹抹，为的是证明货币之所以为货币，是由于买卖之间的价格差异最小。可惜完满的答案始终得不到。若干年后，艾氏发表了《什么是货币？》，其答案还是有待商榷的。
艾智仁的教学方法自成一家，要学也学不来。他对课程不整理，讲解时没有大纲，题材与科目不一定有关系，而他提出的问题，连他自己也往往没有答案。他的本领是提出新的角度来，诱发学生对明显不过的答案要重新思考、衡量。在他的引导下，我们不敢肯定自以为「知道」的，再浅显的答案我们也要再次地想，一层层地想下去。他教我们不要放过一个术语的任何意义，而经济学的最终目的是解释行为。他很随和，说话不多，对自己不认可的理论或观点，他很少痛下批评，在课室上只是轻轻摆手，微微一笑，大家便会意了。对他稍为首肯的文章，我们就要跑到图书馆去找。有这样的感染力，是因为每一成见，经过他提点之后都或多或少地改变了。
艾智仁所提出的问题都很浅白，像小孩子发问一样。几年后——一九六七年——我到了芝加哥大学，在一个酒会上遇见史德拉。他不知我是谁，在谈话中我向他提出一个浅显的问题，他说：「啊，你一定是史提芬，只有艾智仁教出来的人才会问这样愚蠢的问题！」跟着哈哈大笑，亲热地带着我介绍给其它的长辈。
在某方面说，艾智仁对学生是很冷淡的。例如他不准旁听生发问，在办公室里往往不接见学生。然而学生们提起他不仅敬重，而且对他很喜爱。这显然是因为，除了不肯给学生多点时间之外，他与任何学生对话都平起平坐，对每个学生的观点他都客观地衡量，从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压」其上。给他有力的分析「战」败了的学生，会觉得自己跟艾智仁交过手，纵然惨败也觉得有所收获，且有舒适感。任何辩论，他从不把自己的观点刻意维护。他追求的只是真理，谁对谁错于他毫不重要。一位同学说，他是个做梦者，跟他对话好像是感觉到梦的回应。我自己的感受是，有如跟一个忘我的脑子对话。
在课室上，我只有一次见过艾智仁使一个学生难以下台。他提出一个问题，那学生回答后，他问：「要跟我打赌吗？」学生说：「我不是赌徒。」「假若我以一千元对你一元呢，你赌不赌？」「那么我赌。」「你刚才不是说过你不是赌徒吗？」学生无言以对。哄堂大笑之后，艾氏抱歉地解释：「不要说『不赌』那样的话。我们每个人从早到晚都在下赌注，几分钟以后的事没有人可以肯定，而我们决定做什么就是一个赌注了。到市场付钱买鸡蛋，我们不能肯定鸡蛋不是坏的，所以买鸡蛋也是下赌注。」话题打开，他又转到投资与风险的问题上，并且是重要的一课。
当年，史丹福大学有三位极「左」的马克思理论者，都是名家。不知是谁想出来的主意，邀请了这三位马氏信徒与艾智仁及两位学者，在加州海岸的一个小市镇，一连数天举行辩论会。我没有机会在场当听众，引以为憾。据说艾氏在那次辩论中一反常态，措辞锋利，弄得不欢而散。报道有云：艾智仁在会上不放过对方的任何术语，要求他们解释每一术语的含义，节节进迫，对手实在答不出来，所以就拍案而起了。
思想来去无踪，连大纲也没有的教学方法，虽然同学们都很欣赏，但当时大家却认为，这只适宜于教授研究院中水平高的学生，次等的或低班的就不成。这观点，后来证明是错了。我离开加大多年后，艾氏转为专教大学的一年级学生。据说听课的学生数以百计，站着的也挤得水泄不通，并且，艾氏被年轻的学生选为最佳教授。后来遇到艾智仁，我问及此事，他很开心，津津乐道，说年轻的学生能协助他维持灵活的思考，也使他更能明白教学的方法。
（四）
旁听生不能发问——我是不甘于接受这一事实的。我知道从课室到艾智仁的办公室要走几分钟路，于是就打这几分钟路的主意。第三个学期，我选了近门的座位，下课的铃声一响，我随即冲出去，在他身旁一边走一边提出我已准备好的问题。他的回应，是问我有否读过某些有关的文章。我说没有，他就不再多说，急步而去了。
这样，他逼使我在发问之前，先作充分的准备。一想到不懂的难题，我就到图书馆搜集有关的数据，通宵达旦地翻阅，将题目改了又改，发觉尚有不明之处才去问他。他反问有关的读物时，我对答如流，指出每篇文章的缺点，他于是点点头，打开办公室的门，请我进去。由于我对问题下过功夫，无事不登三宝殿，他通常不容易解答我的「质疑」，坐下来想想就总得花一小段时间了。后来我可以在其它时间到他的办公室去找他，使不少同学羡慕。
有一些问题，我曾与艾智仁研讨过很多次，也有一些直至今天我们还是没有满意的答案的。这些问题都很浅。什么是失业？实质利率从何量度？在有竞争的市场上，为什么买卖双方会讨价还价？为什么香港房地产经纪的佣金比美国的低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