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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发来的：我要和你离婚！
有什么事？曾老师警觉地问我。我急忙把手机放进口袋。没有，没有事，我说道。我把酒杯举起来，与曾老师碰了碰，然后一口把酒喝了下去。我突然发现脑子有点乱，曾老师在说着什么，但我什么也没有听进去。我的眼睛望着窗外，汽车和自行车正源源不断地从我眼前经过。我还看到一辆汽车后面拖着长长的尾气，像一缕破絮似的。
家里的战争越演越烈了。
妻子已经好几次在电话里通知我要离婚，她的口气强硬，一副不回头的样子。我没有回家，我就住在宾馆里。我们经历着艰苦的拉锯战。有时，我想，我为什么要结婚呢？这个问题问得我无所适从。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没有人看出我经历着的一切，我还是正常上班，正常地与单位的同事开玩笑。我觉得与妻子的那场危机就像一出戏，我是个演员，她也是个演员。
那天与单位的同事说笑的时候，一封信到了。现在我很少有信，朋友之间要么打电话，要么在网上聊。我一看信件，有些惊讶。信是曾老师寄来的。于是我急忙告别同事，去看这封信。曾老师用的是学校的稿纸，有些黄，也有些粗糙。他首先对我那天的接待表示感谢，然后说了以下的话：“那天我过来，其实是想和你借钱的，但我开不了口。现在我的房子装修在即，有些一筹莫展。我借给马达的五万元，师母是不知道的，她还以为装修的钱是够的。我不敢告诉她，一告诉她家里就会闹翻天。我越想越后悔。现在我想跟你借三至四万元钱，请你一定帮忙。”
那封信拿在我手里一下子变得沉重起来。我没有想到曾老师那天来是想向我借钱的，一个老师向学生借钱，这总归有些不自然吧。但最最要命的是我那天撒谎了，我把自己目前的一切说得很好，说得很顺溜，说得日子已经达到小康了，但事实上呢？我读着这封信时，就越来越后悔那天的表现。我为什么要撒谎呢？如果那天如实告诉他真相，甚至让他到我家里走一走，或许就没有这样的后果了。我不是不想借钱给曾老师，我确实是没有钱好借。我有钱的话不仅会借他，而且可能还会送他，关键是我现在自身难保。现在家里乱成一团，我自己的生活也变得十分窘迫，你说怎么办呢？
我拿着信，走到窗前。我看到窗外的城市。城市灰蒙蒙的，汽车像甲壳虫似的在街上行走。我开始抽烟。我听到同事们讨论着汽车，他们在算计买哪辆车合算。我没有加入他们的行列。我被曾老师的那封信折腾得有些头晕了。
傍晚时，我没有回家，妻子也没有任何信息。我就在单位附近找了一家小店，吃了一碗面。我在面里放了许多辣椒，以致我吃完的时候，额头上都是亮晶晶的汗。在我把面条送进肚子里去的时候，我作出了一个决定，我想如实向曾老师坦陈我的真实境遇。怎么告诉呢？我想还是写信，把我现今的遭遇（包括与妻子的关系），通通告诉他，我想我这样的一封信肯定能赢得他的信任。再没有比信任更重要的了。人不能活在虚伪之中。这样的想法令我激动，我回到单位就铺开信纸写了起来。单位里很静，没有其他的人，我就在柔和的灯光里诉说我的真实境遇。我想，即使面对父母，我也不会写这样的信的，但面对曾老师不同，我既把他当作老师，又把他当作朋友。“我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因此老师的忙我可能帮不上了，希望你能体谅。”在信末我这样写道。
望着这封信，我有些悲哀，但这毕竟是真实的我。最后，我还是把这张薄薄的纸装进信封，可这一页纸在我手里却变得异样沉重。
妻子把家里属于她的东西都搬了出去。
她的母亲还找到我单位，对我大加指责。她母亲问她女儿怎么了。我说我怎么知道，你去问她自己吧。她母亲有些激动，问我是不是欺侮她了？是不是打她了，是不是有了外遇。我真是冤枉啊，这些东西都没有，我们吵架没有任何原因，我们就是不和，不谐调，没有原因，没有道理。我看不惯你，你也看不惯我，就这样争吵起来，不友好起来。她母亲到我单位一闹，我们单位的人都知道了我的事，他们对我指手画脚，添油加醋，把我的生活弄得更糟了。
她母亲来闹以后，让我也产生了离婚的念头，我觉得这样的生活没劲透了。时间过去几天以后，我也把曾老师这件事给忘了，我被自己的生活折腾得焦头烂额。但曾老师显然没有忘记，他在某一天的上午给我打来了电话。电话是打到我手机上的，当时我们部门正在开会，于是我拿着手机到附近的一个洗手间去接电话。
曾老师，我给你的信收到了吗？我听到是曾老师的声音后，急忙问。
收到了，收到了。他这样一说我心里悬着的石头落了下来。
曾老师没有谈我的那封信，他还是谈马达。他说他到马达家里去过了，只有马达的妻子在哭哭啼啼，并且告诉他家里什么也没有，连电视机都被人搬走了。曾老师问我怎么办？我沉默在那里，无法回答他的问题。
这样的学生真让我丢脸，他这样感慨道。
马达可能不是有意的。我突然冒出一句为马达辩护的话来。
这怎么可能的，他当时有几百万，我这五万块钱算什么呢？曾老师显然对我的说法不满。我想我还是沉默吧，我对他们的情况根本不了解，我不能发表看法。
你单位的情况应该还是可以的吧？这时曾老师开始说到我了。
曾老师这句话提醒了我，我的心头一怔。这时，我的思绪很多，我想他可能根本不信任我的那封信，他还以为我在编造理由呢。我……我……我真的……这时我真的说不下去了。这是非常糟糕的场面，我越是这样说不清楚，越会让曾老师怀疑，但我怎么说呢？我想我的那封信已经说得够多了。
你借一点吧，你多少借我一点吧，你知道你那个同学是多么不地道。曾老师道。
曾老师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已经没有后退的余地了。我想就算我去借钱也要借给他的。但我心里很不开心。曾老师在电话里还通报了他向另外的学生筹钱的情况，他说沈中国很爽快，答应二万，王香梅一万，沈大林和魏文学各五千。
从曾老师的口气里，我听到了另外一种声音，他似乎要让我们这些学生来分担马达的责任。
那……那我……我就一万吧。我缓缓地答道。
你有困难吗？曾老师关心地问。
就这样吧，我一万。我坚定地说。
我把电话合上的时候揉了揉眼睛。我的头绪有些乱。我不知道怎样去筹这一万元钱，我身边只有一千多元钱。这个月的电话费已经成问题了，但这一万元钱我必须去筹。这时，我的心头冒出一个非常不合人情的想法，我觉得我这是在还人情，还曾经欠下的对曾老师的人情。我站在洗手间里，我看到镜子里的自己，脸色苍白，毫无生机。这时，我闭上眼睛，我仿佛看到曾老师脸上的那颗黑痣在不停地放大。它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我看到那颗黑痣已经覆盖了他的脸。我就这样站着，洗手间里的气味很浓，它们正一阵阵地朝我压迫过来。
这时，我的手机又响了起来。铃声打断了我的思绪。我一看，是妻子发来的短信，她在短信中说：到了该了断的时候了，她的律师要找我谈一谈。
从洗手间回办公室。我们头儿朝我瞄了一眼，那是很不友好的一眼，里面充满了责疑和愤怒。你到哪里去了？我们在开会，你是什么态度？如果他光是朝我瞄一眼，我是不会生气的，但他的责问却让我的火星冒了起来。我走到他面前，伸出手掌，砰地拍了一记桌子，桌子上的烟灰缸就飞跳了起来，连烟灰都溢到了桌上。
办公室里的人都吓住了，个个都面面相觑。我们的头儿脸色发白，他从来没有这样紧张过。他张着嘴，一下子连话也讲不出来了。
办公室里一片死寂，我突然想笑出声来。
事情的发展真是令人难以想象。那天，律师找到我单位来了。这让我十分恼火，凭什么到单位来搅和呢？我想发作，但没有发出来。律师在我旁边的椅子上坐了下来，然后把一份协议递到我面前。我瞄了几眼，就把那个协议扔了过去。这是不可能的，我对律师说。律师咳了一下，然后吐出一句话：那我们只有在法庭上见了。
我朝他看，他也朝我看。
我觉得有些滑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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