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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必须注意留有余地。 要力争以较少的证据，获得比较大的战果。 在讯问中，只能向被告人出示个别的证据或证据的某一部分，不能把案件中的各种证据，全盘端出来。 同时，对证据材料中的具体细节也不能全部暴露，某些带有关键性的情节，应予以保留，以便据此检验被告人的供述是否真实可靠，态度是否老实。
六、制作讯问笔录
讯问人员在讯问被告人时，必须制作讯问笔录，将讯问人员的提问和被告人的回答如实地记录下来。 讯问笔录是以文字记录为主，但在讯问重大案件被告人时，可以辅之以声像记录。 讯问笔录是讯问被告人全过程的文字记载和客观反映，它对于了解讯问的过程和内容，检查办案质量，分析判断被告人供述的真伪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制作讯问笔录应注意以下事项：１。
讯问时，讯问人员不得少于二人，要有专人负责作记录，不准许一个讯问人员自审自记。 这不仅对于保证讯问质量和记录质量是必要的，而且也是保障讯问人员人身安全的一项重要措施。２。
记录员事前必须全面熟悉案件情况，包括主要犯罪事实情节和与案件有关的人名、地名、单位、专用名词、术语等；此外还要熟悉整个讯问计划和每次讯问的重点、意图，以便与讯问人员密切配合，协同作战。３。
必须如实反映讯问情况。对讯问人员的提问和被告人的陈述，应采用一问一答的方式，不失原意地记录下来。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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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又要注意抓住重点。 对于涉及案件的重要事实情节，要一字不差地记录原话。 特别是当被告人供述犯罪事实时，要把他供述的作案时间、地点、手段、方法、过程、后果、动机、目的以及与犯罪有关的事和人等记录得清清楚楚。 如果被告人讲得太快，记不下来，讯问人员要让被告人讲得慢一些，在关键的地方可以让他再重复一遍。 此外，对于被告人在讯问过程中的心理活动和外部表情，如哭笑、吵闹、低头不语、冒汗、发抖等，也要在讯问笔录上如实地加以反映。４。
笔录要做到语句通顺、字迹清晰。 要防止影响原意的错别字和不应有的省略。 对被告人供词中的方言土语和事物名称的简称，要加以注明。５。
每次讯问结束后，要令被告人阅读讯问笔录，没有阅读能力的，要向其宣读。 然后在笔录的最后一页写明“以上给我看（或念）
过，记录正确无误“
，让被告人签名或捺手印，并写上日期。 拒绝签名（盖章）或捺印的，应当在笔录上注明。如果记录有遗漏或者有差错，应当允许被告人补充或者更正，并令其在补充或涂改的地方捺手印。 如果不是记录有误，而是被告人要借机更改口供，或统一前后供词的矛盾，则不予修改，可令被告人在笔录的末页上加以说明。讯问人员、记录人员以及翻译人员要分别在讯问笔录上签名。被告人请求自行书写供述的，应当准许；必要时，讯问人员也可以要被告人亲笔书写供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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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讯问应当注意的问题
为了保证讯问工作顺利进行，侦查人员在讯问被告人时应当注意以下问题。
一、保障被告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被告人在接受讯问时享有下列诉讼权利：１。
有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辩解的权利。讯问人员对于被告人的辩解，应当耐心听取，认真研究。 对被告人提供的反证，要认真查对，辨明真伪。 决不能把被告人的辩解一律视为狡辩抵赖或抗拒讯问，轻率地予以指责或批驳。２。
对侦查人员提出的与案件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 法律赋予被告人这项权利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保证侦查人员集中精力查清案情，及时准确地揭露犯罪和证实犯罪，防止侦查人员讯问与案件无关的国家机密、个人阴私等问题，以维护国家利益和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但是，法律规定，被告人对自己所犯的罪行，无权拒绝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不得作虚伪陈述。 侦查人员在讯问中提出的问题虽与本案无关，但与其他犯罪案件有关，被告人也应如实回答。３。
有要求阅读或向其宣读讯问笔录的权利；如果认为笔录的记载有错误或遗漏，有要求改正或者补充的权利。４。有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回答侦查人员讯问的权利。５。
对非法讯问及刑讯逼供行为有提出控告的权利。对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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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人所享有的上述权利，讯问人员不得予以限制或剥夺。
二、正确对待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
被告人的口供，包括被告人的供述（即承认自己犯有某种罪行所做的交待）和辩解（即否认自己犯有某种罪行和反驳指控等所做的申辩和解释）两个方面。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经过查证属实后，也是一种证据。讯问被告人是一种重要的调查研究工作，是要被告人自己供述有关案件的事实情况。 因为被告人对自己是否实施了某种犯罪活动，以及如何进行犯罪，最为清楚。 他的口供无论是供述自己的罪行，还是辩解，总要直接或间接地涉及与案件有关的事实，经过查证核实，就可以据此了解案件事实，因而能够成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一种根据。特别是，在强奸、诈骗、扒窃等类案件中，口供对查明案情更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通过口供可以对其他证据进行鉴别和印证，并且还可以发现新的证据和线索，有利于追清新的罪行，揭发新的犯罪分子。 另外，通过口供还能够具体衡量和评断罪犯坦白认罪态度，有利于正确贯彻“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 即使是被告人狡辩抵赖或胡编乱造、以假乱真的口供，我们也可以从中发现疑点和矛盾，加以利用，进行揭露。 所以，在讯问过程中，应当采取正确的策略方法，进行艰苦细致的工作，尽量取得被告人的口供，如果被告人什么都不讲，则势必会给定案处理增加困难。被告人是受审查的对象，与案件的结局有着直接的利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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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这种特殊的诉讼地位，便决定了被告人口供的复杂性。有的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逃避惩罚，而故意编造谎言，捏造事实，避重就轻，狡辩抵赖，嫁祸于人，很难轻易据实供述。 有的由于感到自己的罪行已经败露，推脱不了，或者经过政策教育后有了悔悟，愿意争取得到从宽处理，而供述自己犯罪活动的真实情况。 有的本来未有进行犯罪，但基于某种原因而承认不是自己所干的犯罪活动。 因此，对于被告人的口供，无论是辩解，或是承认罪行，或是检举揭发别人，都必须持十分慎重的态度，决不能盲目轻信，更不能作为查明案件事实的唯一根据。实践证明，在办案中轻信被告人的口供，往往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如果轻信被告人否认犯罪的辩解，就容易放纵犯罪分子，如果轻信被告人承认自己犯罪或检举他人犯罪的供述，就容易造成冤、假、错案，伤害无辜。 而且轻信口供，不适当地夸大口供的作用，必然会导致忽视全面收取和认真分析研究其他证据，而只在口供上花精力下功夫，就容易犯诱供、逼供的错误。 一旦有了口供，又往往忽视必要的查证核实工作，不审慎地搞清其是否符合案件的客观实际，就轻率地把它当做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与之相反，在没有口供的情况下，虽然已经取得了充分、确凿的证据，案件事实已经很清楚，又会认为无口供而不能定案。显然，这对于准确、及时地打击敌人，惩罚犯罪，保护人民，是十分有害的。应该指出，我们说，不轻信口供，并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