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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我。我不知道自己在她面前该用什么样的姿态，所以只好傻乎乎地一个接一个
投篮。后来她走过来，一边拿自己的手帕为我擦汗，一边说：“伯母讲你球打的
很好的。”我以为那时母亲替我在对象面前说好话，就很老实的纠正道：“好什
么好，妈那是瞎掰呢！”
可是她说：“伯母从来就没有指望你能成为一个优秀的球员。可是，每次听
说你在球场奔跑跳跃的动静，她就知道她的儿子没有失去积极向上的那股劲儿。”
她说话时带点女孩的本能的羞涩，但明亮的眼睛透给我另一种意思，那就是她自
己也很喜欢我的“那股劲”。
以后如愿和她结婚，日子虽然清贫，一家人却和和睦睦的。我照样在闲暇里
起篮球场打球，球场边上坐着的女人由一个变成两个。他们和平常的居家女人没
有分别，做着活儿。唠着嗑儿，也兴致勃勃地看我打球。旗子不是余割感情奔放
的人，但偶尔也为我的投篮喝几下彩。她的掌声在空旷的球场里显得非常单薄，
可是母亲能听见，我也能听见。
到虐让岁的时候，这种平凡的幸福忽然起了波折：妻因为严重的胃病不得不
病休在家，而我又成为所在工厂倒闭前的最后一批下岗者。这一年我３４岁，刚
过而立之年的平常男人，没有了工作，没有收入，加上自己又没有太多出类拔萃
的资本和才华。
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敢把真相告诉家里，每天早晨装着乐呵呵的样子上班，整
天像无头苍蝇一样出没各种招工点，经历着一次又一次的被拒绝。后来我开始学
着喝酒，打牌，因为那样可以轻易打发掉难熬的日子。当然那一切我做得比较隐
蔽，每次回家前一定要尽量把嘴里的酒气漱干净。
有一天喝高了，在朋友家睡到天黑才醒过来。外面一直下着毛毛雨，走到近
家的街口，看见妻子撑了把伞站在路灯下。她没有责备半句，默默将手里的伞递
给我。
我一下字哭了，我对妻说：“你嫁了个很没用的男人，连最起码的幸福都不
能保证。”妻当然明白我的意思，她想了想说：“这个星期六下午，我陪妈妈去
看你打球吧。”我有点惊讶的说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思看打球。“起８伸了
伸额角的头发，轻轻说：”我想看看你有没有积极向上的那股劲。“妻眼里的期
待神情让我的心一震，人彻底醒过来了。
从第二天起我又去找工作，在招工点上得不到稳定一点的差事，我就去做临
时工，当住院病人的夜间看护，当建筑工地的保安，还有家庭钟点工什么的。零
零碎碎做了半年，我被一个雇主推荐到一家超市做运送员，每天把供货商的货物
运到超市。
大概试用期快满的时候，一位负责人事的主管找到我，提醒我说：“你做事
塌实是好的，可是不要轻易拒绝老板安排的周末加班，再说加班有加班费嘛！”
和我一批的有１０个试用工，最后只定８个，而我在试用期里，已经拒绝了３次
经理安排的周末加班。
转眼又到了周五，经理把我们几个运送员叫到办公室，因为国庆临近，各大
超市都在筹备更丰富的货源，所以他提出了加班。在场的９个人都举手表示愿意，
只有我吞吞吐吐地说：“恐怕我不行，家里有事。”经理是个和我差不多年岁的
男人，不满地问：“是非常紧急的事吗？”
我迟缓了一下，说：“明天下午，我家里人要看我打球。”经理眼睛立刻瞪
得溜园，想了想，很不屑的说：“既然这样，明天下午我陪你一块儿练练。”
第二天经理果然开车去了球场，而且他的球技还真不赖，几个回合就把我比
下去了。然后，他斜着眼，揶揄说：“你就这样两下子，还拒绝加班？”我擦了
擦汗，笑着示意身后说：“看见球场边坐着的那几个人了吗？那时我妈，老婆和
女儿，她们不是来看我的球技的，不是来看比赛输赢的，她们是来看一个在球场
上奔跑的男人的那股积极向上的劲儿的。”我身后的球场边上坐着母亲，妻子女
儿，饶有兴致地看着场上的比拼，齐心协力地为我鼓励，喝彩——真快啊，当初
的一个女人转眼变成了三个，她们让我懂得一个男人的责任，懂得生活里还有许
多东西比加班费更重要。
球继续在我和经理手里转来转去，在争争夺夺中，我慢慢给他讲述球场边上
的女人，还有很多平凡艰辛的日子。听完了，经理慢下来，微微喘着气，眼睛里
有些湿润。沉默了好一会儿，他拍着我的肩膀说：“老兄，做完试用期后不要去
超市了。我有一个报社的朋友，能给你一份送报的工作，不仅奖金高，而且你会
有更多自由支配的时间——让她们来看你打球。”
这位身体已经开始发福的经理绝对算得上事业成功者，有车，有房，有钱，
身边莹环燕绕的女子走马灯般地换着，可是却没有一个会安静惬意地坐在他人生
球场边上。
也许，这就是人家常说的幸福吧。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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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时间：20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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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母在天堂
作者：王开林
一个人视力所及的距离能有多远？听力所及的范围又能有多
大？你也许会说，这是完全不值得追根究底的问题。真是如此
吗？我想眺望母亲久已鸿飞冥冥的身影，我想倾听她老人家早就
哑寂在岁月喉咙里的声音，然而幽明永隔。我既不能上穷碧落，
又无法下抵黄泉，只得把目光投向浩茫的天宇，投向那形同蜂窝
的星海深处，抱持着不肯割舍的愿望，久久祈祷—
“慈母在天堂！’’
那正是善良者应有的归宿，也正是受难者应得的报酬。
我投生人世，的确有点姗姗来迟。母亲在体弱多病的42岁
上，咬紧牙关，将她的第五个孩子，也是最小的一个，带到了寒
流奔涌、毒气氤氲的世间。为此，母亲几乎丧命，我也险些夭
折。
“总共有九百九十九个理由不生你，只有一个理由生你，那
就是我想看看你的模样。我拿自己的老命做赌注，好在是赢了这
一局。”
话说得轻描淡写，然而，从母亲畅快的笑容里，我强烈感受
到她创造生命于千辛万苦之后的喜悦。
我不幸出生在“文革”爆发的那年。某位专以打趣别人为乐
的家伙竟拿捏我的苦经大加调谑，戏说我是“在一个错误的时
间，作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投生在一个错误的地点”，似乎来
赶那趟“浑水”，完全是我一念之差。怪只怪天意弄人，我的运
气也不济，如同二战时盟军的空降兵，因为细小的偏差，夜中误
降在德军的营地；然后，就是密集的枪声，就是惨叫悲号，就是
血肉飞迸。
在一片眩目的雪光中，我睁开惊奇的眼睛，看见母亲在命运
的钢丝上颤颤巍巍地挪步，看见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命运的钢丝上
战战兢兢地蠕行。钢丝悬在高可摩云的半空之上，一旦脚下失去
平衡，“杂耍者”就会猛然栽落下去，万劫不复。这是谁也逃避
不了的现实，但它比噩梦更像噩梦，比幻觉更像幻觉。
母亲牵着我，走向“钢丝”的另一端，那时我刚满4岁。
“还有一程路就到了。”
“就到了哪里？”
“好地方。”
所谓“好地方”，即是我命中注定要苦握10年的异乡。那
时，我重复得最多而又最令母亲发愁的两句话，比电报辞还要简
短：
“妈妈，我饿！”
“妈妈，我冷！”
于是，我手中就添补一只甜香的烤白薯，身上就加厚一件改
做的旧棉衣。
“还饿吗？”
“不饿。”
“还冷吗？”
“不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