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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赌场，没想到惹恼了那里的地头蛇，所以大哥准备召集人马，明天去跟他们火
拼，我有点犹豫。这段时间以来，从可可那里我看到了另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我
原以为整天喝酒，赌博，打架就是充实，就是人生的全部意义。但从可可身上，
我发现世界丰富的内涵并不在于我的生活之中而在于一些我根本无法想象的领域，
那个领域对我有着一种及其卑微的低级生活，但我仍然答应了下来，因为我不可
能拒绝，因为我是个小混混，是一个在混混的世界里也受压迫的小混混。
第二天雪仍在下，天出奇的冷，我在站台上等到了可可，可可穿着一件羽绒
服，见了我还一个劲地喊：“冻死了！”我笑了笑，因为心里有事，我没说什么
话，可可很快就发现我没有以前那样活跃，忙问我为什么。我想了想，觉得反正
我也不是什么好人，告诉她无妨，于是我如实的把晚上的事讲给可可听，可靠好
一会儿没有说话，半晌，可可突然可怜兮兮地说：“你不去行吗？”我有些嘴硬：
“那怎么行，我说话向来一言九鼎。”又过了一会儿，可可又问：“那，你要被
抓了起来怎么办？”我说：“也没有什么，大不了明年夏天看不到你穿紫裙子了。”
其实那时我好希望可可能努力劝说我不加入那场火拼，我知道那肯定是凶多
吉少，也许真的就见不到可可穿紫裙子的样子了，但是可可没有再接着说一句话，
低着头回了家。我有点失望，觉得自己好不容易从泥潭里拔出一条腿来，又不得
不重新踩下去。
入夜了，外面的风一阵紧一阵的刮着，雪片敲打着玻璃，我带着家伙按时出
了门，走到楼口，冻的连着哆嗦了几下，不由缩缩脖子，我永远忘不了我拐过路
口的那一幕，那是在一个滴水成冰的冬夜呀，在几乎空无一人的大街上，我看见
了可可，我看见穿着紫裙子的可可，为了一个并未深交的坏人朋友，可可竟然穿
上了那件紫裙子，狂风撕打着她的身躯，也撕打着我的灵魂，我哭了，彻底的嚎
啕大哭起来，我恨不得扯下我身上所有可以御寒的东西来为可可遮住这满天的飞
雪。
最终我把已经冻的不行了的可可送到了医院。经过几个小时的抢救，可可终
于醒了过来，见我含泪站在床边，突然笑了起来，说：“你居然会哭。”我没心
思答话，只听可可继续说：“我穿紫裙子是不是很好看？”我拼命的点头，可可
又调皮的眨了一下眼睛说：“你走吧，我爸待会儿来了非揍扁你不可！”我就是
从走出医院的那一刻起，开始洗心革面的，后来我才知道那场火拼影响极坏，１
１０马上就赶到了，我的结拜大哥也被抓了起来。
我和可可并没有像小说里那样发展，我为了不再混下去，一个人外出打了一
年工，干着各种本地人不屑干的活儿，挣一点干干净净的钱，。一年后，我参了
军，去了南京，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事实上我和可可也不可能再有
什么发展，就像平行线一样，永远也不会相交，后来我听说可可考到了北京的一
所理工大学，然后有了一位男朋友，也许，再见到可可的时候，她已经忘记了我
这个昔日的小混混。而我却一直期待能见到她，亲口对她说声：“谢谢。”有一
天突然在街上远远的看到一个女孩子穿着那条紫色的裙子向我飘来，我想拉住她，
却只见川流不息的人群中，哪里有她的身影。我想这一次可能就是幻觉……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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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时间：20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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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不准的天平
作者：刘洪涛
这个世界上最不准的天平是称量自己得失的天平。
有一个农民，为人处世踏实，但他说的一段话却影响了我的一生。“我们很
多人和别人交往，总觉得自己吃亏了，但实际上，旁人看来，你们彼此得失相当，
你既没吃亏也没占便宜；如果你觉得自己不亏也不赚，那么旁人看来，你一定占
便宜了；如果你觉得自己占便宜了，而对方没有跳起来，那么要么对方很伟大，
要么你很伟大！”
在这位智慧的农民悟出这个看似简单的道理之后很多年，张瑞敏发明了他的
“鸵鸟理论”：一个人在评价自己的能力和贡献的时候总觉得自己是鸵鸟，别人
是鸡。若有一天他有幸看到真的鸵鸟的时候，他会说，噢，这只鸡比我大一点！
张瑞敏的鸵鸟理论便是被我验证了的，下面的例子，你也可以用来进行你的
验证：如果有两个人下棋，不管象棋围棋，你站在边上看，发现他们旗鼓相当，
下了七盘，可能一个人赢了三盘，一个人赢了四盘，用统计学来看他们的水平也
确实旗鼓相当。但如果你分头问他们，他们都一定觉得自己比对手水平高，自己
如果不是某地方不小心，自己肯定赢得多！
你去观察你熟悉的两个同事，你确认他们水平差不多，你可以了解一下他们
对自己的看法，他们大抵都会认为自己能力更强一些。除非其中一个确实比别人
差得很多，他是不会觉得自己差一点的。
环顾你的四周，你看看有几个人能认为自己所得比自己付出的多？甚至是认
为自己所得和自己付出基本相当的都没有几个人！社会学中有一个“归因理论”，
是说一个人常常把自己的成功归为自己的努力，常常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运气不
好。这个理论和“鸵鸟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也可以有很多的事例验证。
数年来，那位农民的话也一直在时刻地提醒着我，在和人相处时，在评判个
人得失时，在个人的天平上的所得端一定要再加上一块砝码，在所失端一定要减
去一块砝码。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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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球场边上的女人
作者：瑞阳
我生长在一个工厂区，父亲早逝，全家靠先天失明的母亲糊盒的微薄收入生
活。那样的场景里，我通常的娱乐就是和小伙伴到附近篮球场打球。篮球场边上
有２个石板凳，温暖的午后或傍晚，母亲就做在那里，一边做着手里的活儿，一
边“听”我打球。
我是那种资质和能力非常一般的人，和我一起打球的伙伴中，有好几个后来
都成了学校中的主力，而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只能做个高中年级的替补；中
学毕业，大家都考上大学，成绩平平的我只进了大专。大专毕业后，我去工厂当
技术员，朝九晚五加上固定的周末休息，便觉得已经是一份很不错的差事，于是
很认真，很踏实地去做到了谈恋爱的年纪，别人先后介绍了几个，但都没有成功，
最后的一个是附近小学的老师。那时的我根本不知道爱情是什么样子，只是觉得
她模样周正，性情温和，已经很不错了。何况她有担任公职的父母，我就越发自
卑地觉得和她恋爱是高攀。
第一次见面谈得很客套，我在送她回家的路上，随意地谈到母亲的艰辛。她
听后说：“下次你一定带我去看看伯母，她那么不容易，那么了不起。”之前的
几个对象，不愿意和我继续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母亲，所以她的善良令我百感交
集。
第二次我真的带她去见母亲。两个人似乎很有缘，居然撇开我谈了整整一个
下午。那是个５月的周末，我买了菜，择好洗好，为了消磨时间就一个人跑到篮
球场去打球。过了好半天，我望见她搀着母亲一起来了，并排坐在石板凳上注视
着我。我不知道自己在她面前该用什么样的姿态，所以只好傻乎乎地一个接一个
投篮。后来她走过来，一边拿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