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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强行赋予的神性（3）
连载：医事作者：讴歌出版社：北京出版社我倒不是想说，所谓医学也是这么一种玩艺。但在眼前这个社会，可以想象的是，如果能绕开物质烦恼，医生这个职业更容易接近神性。最简单的就是，如果没有物质烦恼，谁会愿意为收一个几千块的红包坏了名声，谁会为几块钱一盒的回扣拼命开药？人之初，性本善，没有一个医生是生来就想变坏的，甚至有一部分人在年轻时，曾怀着救死扶伤的理想跨进医学院，只可惜后来在无奈的“社会化”过程中，一步步妥协变卦。
2005年，国内著名的经济学家汪丁丁也提到了医生收入问题，他给医疗改革定下的紧急之务是—将医生收入市场化。而几乎在差不多的时间，中国医师协会倡议全国的医生去学习《医师宣言》，其中涉及了三项基本原则和十条职业责任，是欧美几大医学联盟共同发起写成的，并于2002年首次发表在欧美权威医学杂志上。不同于希波克拉底誓言的是，它是新时代的宣言，希望能建立医师在新的市场经济下的行为准则，把医生和病人、医院和社会的混乱关系理清。只是这样的学习，仍旧没能回答剩下的许多问题，它也仍需建立在高度自律的基础上才能有效。
有位在美国工作的中国医生，在30多岁时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在中国做医生的选择，他不无感慨地这么对我说：“某种程度上，物质的贫乏放大了我们人性中劣根的一面。美国医生不能说都清白，但在物质到达一定基础后，他们重名誉超过金钱。现在对公务员不也提倡高薪养廉吗？中国的医生，即便是特别正规的七年、八年制毕业的，也比印度医生、东南亚医生穷多了。一届毕业的同学，在40岁之前，绝对是进公司的比当医生的挣得多。按照社会的价值体系，这些医生的价值怎么能够得到体现呢？我当时在国内就担心，自己即使想洁身自好，恐怕日后也心有余而力不足。
“要是每个医生一个上午可以慢条斯理地看十来个病人，那么在病人看来，这个医生即便医术平庸，也因为可以握着病人的手，朝病人友善地微笑，变得可亲、神圣了起来。要说中国和美国医生的道德基因有什么显著的区别，我还真不相信。但制度的不健全、不科学最后却都集中在医生身上，一并展现给了病人和舆论。”
当这些问题都解决了以后，医生这个职业是否就能最终成就神性了呢？by hzyben from sjshu/？a=hzyben不巧的是，在每一个时代，我们会发现其中总有那么一两个问题解决不了。生活在现代，生活在中国，我们并非是最背运的病人，面对着一群最糟糕的医生。
在18世纪，人们讽刺那些医术很烂的医生为“看护尸体的家伙”。
19世纪，法国有个姓杜米埃的画家，一生以漫画作为战斗武器，医生自然也不放过。他锐利搞笑的画笔下，有自我感觉良好的医学教授，有敲诈病人钱财的黑心医生，有四处招摇撞骗的江湖大夫……他的漫画中最典型的医生形象是：看上去皮笑肉不笑，表面友好但内心冷漠。
20世纪一幅德国的漫画里说：“医学是为一等病人服务的，而三等病人是为医学服务的。”
甚至“红包”一说，也由来已久。在一些关于中医的书中这么记载：中医出诊要轿子去请，医生来家中开出处方后一般要酒饭招待，还要自觉给一红包。钱不拘多少，家境好的多给，差的少给。
关于医生带着浓重商业味道的说法，在中国则有：“打盐水一针，收大洋十元。”
……
几乎在每一个时代，总有“江湖医生”、“庸医”的说法，现在我们还经常用这些词来讽刺那些混迹在医生队伍里的“伪劣产品”。
因为对医生这个职业有着神性的期待，在遇到不符合期望的现实时，人们产生了更强烈的怀疑和愤怒。出于对生命顽强的眷恋、对疾病的恐惧，无能为力的人们只能逞口舌之欢，发泄一回特别的失望。所以这些年，对医生的刻薄话前所未有地多，也前所未有地狠。这么多年来，像白求恩、南丁格尔这样的榜样仍未过时，时不时被拿来激励着后生。榜样的存在，也说明了同类的稀少。
期望与现实的落差，其实从来就有，也并非到今天才愈演愈烈。在一个道德基因渐渐被稀释，其他诱惑纷拥而上的时代，我们对道德的幻想，能寄托的可能只有医生这个职业了。可惜，他们从来就不是上帝，也不是传教士，他们也演不好和我们美好期待相对应的那份艰难的对手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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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情”的手术刀气质（1）
连载：医事作者：讴歌出版社：北京出版社几位20世纪80年代的协和医学生曾经组了个乐队，名字叫做“手术刀”。他们的“手术刀”音乐，冷静、深刻，形象地表现了医生骨子里流淌的“冷漠”气质。
冷静和深刻，可能正是医学生生活给每个医生打下的烙印。但也就是这种手术刀般的冷静和深刻，总难与人们期望的温暖、亲和力同时出现，在同一时间呈现给病人。
解剖课是开头第一步。最简单的，从对人体的模糊认识到确切分解，每个医学生都经历了这一过程。而这个过程，可能是别人永远无法经历的。解剖课的本质不仅在于积累解剖知识，更多的是赋予医学生一种“手术刀”的气质。这种气质让他们开始直视现实，直视身体的美与丑，直视那些巧夺天工的构造以及身体处处可见的恼人细节。当医学生拿着手术割下的标本一路小跑送到病理实验室，那些刚从活人身上切下的部分被福尔马林浸泡，然后经过纯粹技术的处理，成了一张张压在薄薄玻璃板之间的切片。在显微镜下，它们是一张张图，而且这些图并不美好，因为它们告诉人们的是，这具血肉之躯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这时的医学生，开始知道如何从混沌的血肉之躯快速抵达“本质”。但是请注意，这本质，对于医生来说，是一堆包含着“问题”的本质，而他终日面对的就是这些来自身体的“问题”。
曾经是莫斯科大学医学系学生的契诃夫，有人这样评论他的作品，像一把“笑与泪之间的刀子”。肖斯塔科维奇如此回忆契诃夫：“我贪婪地阅读契诃夫的著作，因为我知道一定能从中找到一些关于起始和终了的重要思想。”在他眼里，“契诃夫对生命的终了的看法很明智。他认为，‘所谓永生’也就是生命在死后的任何方式的存在完全是胡说，因为这是迷信。他说我们必须想得明白些、大胆些”。但这种明白、这种大胆，是否就是人们喜欢的明白和大胆呢？
比如，高尔基就很不喜欢契诃夫。高尔基说读他小说的时候，“人就会感到自己是在晚秋的一个忧郁的日子里，空气是明净的，裸的树，狭的房屋，灰色的人们的轮廓是尖锐的”。
在接受医学训练的年轻日子里，医学生生活就像一次去未知地区的旅行，你不能预知前面会看到什么景象。医学生在旅行过程中，不期闯入视野的那些景象是不愉悦的，是和疾病相关的，是和死亡联系的。它们撞击着你，挑战着你的感受极限，折腾着你的习惯思维。
在上学时，每个医学生都会被逼着去面对“起始”和“终了”这两个问题：新生命以各种方式诞生，曾经存在的生命以各种方式终结，还有存在于这两者之间的—从死亡线上被医学拯救回来的可能性和不确定性。
2004年，林兆华重新导演契诃夫的《樱桃园》时，再现了契诃夫这位医生作家最感兴趣的话题—人在永恒的变化面前的无奈。人们说，契诃夫似乎有意地使我们在感情上无法同任何一个剧中人接近，因为他对每个人物都怀有一种戏谑—一种绝非恶意的嘲讽，一种悲悯的戏谑。虽然最终还是源自冷静的爱，但这种医学教育留下的独特“手术刀”气质，事实上可能并不招人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