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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有些可悲的是，似乎只有在“非典”这样的特殊背景下，人们才愿意心平气和地去接近那些好医生的形象。不过，我更关心的是，首先作为凡人的医生的多面性。因为这位被写进报告文学的抗SARS好医生，“非典”过后，重新回到平时轮转的病房，别上BP机，又过上了当班医生的日子。她皱着眉头向我描述：“半夜BP机一响，就像噩梦。”
假如生下来不是神医的料子，假如把大部分医生的横截面剖开看，每个截面显示的除了是个凡人还是个凡人，假如时代也不配合他们，给个理想主义或者物质丰富的环境，一个医生，他通往神性的可能是不是从此就没戏了？
看看周遭的环境，有时毕业的医学生们渐渐放弃了理想主义，是因为大部分人都如此，他们的周围就散发着这么一股玩世不恭的味道。但必须得承认，一部设计得抓人的剧本，总是在剧烈冲突时激发并展现主人公性情里潜在的部分。这时候，一个普通的医生有可能在某一地某一刻，被激发出平时没能表现的部分，神性瞬间迸发。虽然不久之后，一切可能又回归往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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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生究竟有多糟（2）
连载：医事作者：讴歌出版社：北京出版社一位做医学出版的专家，有一次面对大众媒体记者们问了两个问题：“你们认为中国的大部分医生是好还是坏？”记者们答：“大部分是好的。”“那目前媒体上和医生有关的报道，是好还是坏？”记者们答：“大部分是坏的。”医生这个职业的形象，其实不单需要中国医生们自己自律维护，也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努力。否则，将来的优秀人才不会愿意去从事一门不受尊重还到处被讨伐的职业。
为什么在抗“非典”时没有人骂医生，而一旦回到平静生活，又骂声四起？人多么复杂，大多时候不是非A即B，而是在A和B之间的灰色地带游移，医生自然也不例外。但显然，因为医生职业的特殊，大伙儿真不希望他们在灰色地带里耽搁太久。
除了医德之外，其实有些中国医生的医术比国外医生要高明。这种差别，有点类似于我所见到的一种写作软件。
在美国，一些作家、剧作家就使用这种软件。他们把一些人物的基本特征输进去，选择情节的变化类型，然后电脑就会生成一系列可供选择的故事。这种写作软件真是流水线工作的绝好武器，但在便捷周全的同时，也失去了写作最吸引人的魅力—不可言传的灵感火花，同时也失去了撼动人心的激情。
美国医生的思维方式也带有这种电脑软件的成分，他们似乎更刻板地遵守医疗程序，更依赖于各种实验室检查和仪器检查，等所有这些检查结果都出来之后，他们才会像电脑软件一样得出一个结论。美国医生面对病人的第一步，是先收集数据，而一些出色的中国医生，他们的综合临床感觉比美国医生要强。这种综合感觉，是往软件里输入一堆数据和检查结果，通过精确的算法所无法推断出来的。优秀的中国医生的临床逻辑里有强烈的理性特征，也有可贵的非理性成分，有一种难以图表化和清晰表述的直感。中国优秀医生的这种临床思维，一方面是受益于中国人口多、病人多、病种多，每天需要接触的病人多，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对检查的依赖程度还没发展到美国那种高度。
但是，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在美国做一个病人比在中国强，比在中国受气少？美国医疗保险的规范和普遍是一个原因，另外，很大程度上决定中美之间医疗感觉差异的原因在于，我们现在还缺少“初级保健医生”或者“全科医生”的有力支持，他们本应作为病人与专科医生之间桥梁的有力连接。
就像前面提到的，在美国看病，先看“初级保健医生”或者“全科医生”，病人可以从名单里挑选自己喜欢的医生。只有他们处理不了的病情，才会转给专科医生。这支庞大的初级保健医生队伍起到了“看门人”“把关”的作用，对疾病进行最基本的管理和事前控制。他们不仅能够比较全面地关心病人的情况，还能和病人保持持续的接触和沟通，体现了更人性化的生物行睦硇社会医学模式，同时也为专科医生节省了很多精力。一名专科医生至少有七八位初级保健医生的支持。
美国的保险制度比较健全，不同的初级保健医生看同一种病，收费相同。可以说，初级保健医生这个桥梁和纽带，在整个美国医疗体系里是相当重要的一环，他们在看病的初始阶段就解决了病人的大部分基本问题。
我们对中美医生差别的粗略印象，其实是其背后相对科学的医疗体系表现出来的。要是论医术，一位国内免疫内科的教授向我描述中西差异：“不要以为美国的风湿免疫学有多强，他们只不过掌握了话语权，有基金去搞基础研究，实验室结果出的比我们多。要是论临床经验，我感觉他们还真不如我们。我一个上午的门诊，能接触到好几例系统性红斑狼疮，但是在美国，如果一个病房里收进了系统性红斑狼疮的病人，几乎全内科的实习医、住院医、教授都会跑来看。”
中国医生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糟，在中国做病人也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背运。但一个中国病人和一个美国病人在去看病之前，就注定了医疗环境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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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给自己选一位好医生（1）
连载：医事作者：讴歌出版社：北京出版社在西医来到中国前，中国人是如何选择中医医生的呢？在《再造“病人”》一书中，这么概括：那时是“听说哪个医生好，请来试试。一种药方还没吃完，可能又听说另外一位医生挺牛，又换另外的医生。在中医治疗的选择上，民众似乎有更为多元的选择空间”。那时的中国人，在选择医生时有一种彷徨无计的微妙心理。但这样的状态在晚清以后开始被打破，西医进入了中国。西医的介入改变了医生和病人之间长期以来的微妙关系，这种改变从生活习惯到审美情调，从文字表达到接触空间……方方面面。但即使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农村，如果得了病，因为求愈心切，还会有这样的现象：“昨日新医，今日旧医，明日郎中，后日仙水，百医乱投，延误时日”。
2006年春节期间一次打吊针的经历，让韩松在博客上作此感慨：“医院是知识分子云集的地方，而从历史和文明的角度看，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旦聚集在一起，就常常成了最坏的一群人，何况是一些解剖过尸体的特殊知识分子。他们中的许多人，对同类的感觉要么已经麻木，要么就更加敏感。”
然后他想到了弃医从文的鲁迅：“唯有鲁迅因为学过医，所以才看出了中国人最黑暗的本性。他本人的心中也布满了魔鬼的细节，才能用那样毒辣的眼光去看待世间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这时，他看出问题其实似乎并不在于医院，于是，他才放弃学医，拿起了批判社会的笔。”不过，在韩松的记忆中，也“有一些好医生给人留下了不错的印象，但那多半是在熟悉之后”。
是的，即使面对一支混杂的医生队伍，也总有一些病人能幸运地碰到好医生，而且并不一定“多半是在熟悉之后”。只不过，一个主动积极的聪明病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找到这样的好医生，而不是“幸运地碰到”！
一个主动积极的聪明病人，可以千方百计去交一位医生朋友或者护士朋友，打听清楚内幕。他虽然挂不上号，但可以用各种真诚的方法打动专家，给自己加个号……聪明病人要做的是主动积极地给自己开路。只是，在这支良莠不齐的队伍里，给自己选一个好医生，聪明病人还必须动用智慧和谋略。
还算幸运，现代社会可以提供的信息已经远远多于20年前，甚至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