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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工作,加上周围有许多志在获取美国行医执照的同胞,也观察了美国是如何培养一个医学生的。
但中国病人在面对眼前的中国医生时,可能除了抱怨医生们的品德和技术之外,很少会想到这背后也和他们所接受的医学教育有关。
杰拉尔德。拉扎勒斯(Gerald S。 Lazarus)教授曾写过一篇《一个美国专家眼中的中国医学教育》。他曾任美国加州戴维斯医疗中心的首席执行官及医学院院长,参与过美国医学教育的评估。他是中国医疗界的朋友、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的顾问、北京协和医院的客座教授,近几年常到中国来,先后与国内70多家医院交流过医院管理的经验,还经常到医学院探讨现代中国医学教育的发展方向。人们亲切地称呼他为“老拉”。
作为一名有着30多年经验的医学教育学者,他提出了自己认为的中国医学教育存在的问题。中国病人面对中国医生,有一大部分就是面对着这一医学教育下诞生的产物,面对着这一教育存在的种种遗留问题。
在老拉看来,中国医学教育中,不同医学院的学制不同,对住院医生的培训时间也不同,使得很难制定出统一的认证标准来衡量医生的水平。中国的大多数医学教育着重医学生记忆知识的能力,但不重视应用循证医学解决问题的能力,没有认识到核心能力与核心知识之间的重大区别。一位真正优秀的临床医生,可能并非是在医学生时成绩优秀的选手。当医学生进入真正的临床工作之后,才强烈意识到迫切需要解决问题的能力。
他还敏锐地意识到了中国医学生人文修养的缺失,这可能很大原因也来自于医学生的单一教育背景,直接从高中考医学院,从“医”而终,爱好寡淡。相比之下,欧美国家需要念完各种各样的本科以后,再报考医学院,而且即使从医之后,他们中的有些人对文化、社会、心理这些学科仍旧保持着兴趣。一位美国外科医生,他可能是摇滚乐迷,自己会吹小号,会给《纽约时报》写专栏,谈论关于医学的“不确定性”问题。在《一个美国专家眼中的中国医学教育》一文中,老拉提到,在中国的医学教育中,明显低估了社会心理、经济、家庭环境及职业等方面的因素在医疗中的作用。一位好医生,他会把病人看成一个完整的个体进行医疗活动,他会不断加强对文化、社会、伦理学和心理学的理解。他保持着对医学之外的普通教育和科学的兴趣,以更好地做好病人的工作,做一位人文的医生。
在老拉眼中,医学的艺术不但反映出医生的素质,也反映出对医生伦理道德的培养情况。成为一名医生,意味着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并不断提高自己的素质。而在中国医学生的课程中,对医生的职业精神、医患关系中医生的义务这方面的教育非常少。当他听说中国一年有上百位医生被打,其中有人受重伤,感慨道:“看来你们的医患关系很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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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混杂的中国医生(3)
连载:医事作者:讴歌出版社:北京出版社在医疗工作压力越来越大的环境下,医学生的教育除了教给他们怎么面对病人,还必须教给他们在白色巨塔中保护自己,如何对待自己个人的问题,这样才不会影响医生的职业生涯。医务工作者常常可能会面对极大压力并导致心理问题,如吸毒、酗酒及其他反社会的行为,这些都会对病人产生消极影响。老拉说:“在美国,我们认识到这种情况,设立课程教育医务人员如何认识到自身的问题,并予以解决,使之不影响他们的职业生涯。”
从教育体系上说,在中国还有一类医学专家也非常缺乏,这就是研究医疗服务的专家。医疗服务这门科学包括:研究医疗质量的评定、服务质量的评定、花费效益比以及病人生活质量、功能状态、重返工作的情况、无痛状态及健康的感觉等。因为缺乏研究医疗服务的专家,所以这个领域的事务在中国几乎无人问津,或者由医生兼管。
在最后,这位美国专家还不忘呼吁,中国应注意保证医生的福利。他认为,只有对自己的职业满意的人,才会对未来充满信心。中国现在有许多医生关心自己的工作环境、工资待遇和个人发展问题。目前的管理体制,限制了人才的流动,一些前途远大的优秀人才会失去长久发展的机会。要想使中国的医疗达到最佳水平,必须用良好的待遇吸引最好、最出色的人到医疗行业来。医疗行业要为自身的形象和持久发展着想,努力做到让干这一行的人对自己的行业更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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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生究竟有多糟(1)
连载:医事作者:讴歌出版社:北京出版社医院里每天发生各种故事,当大家听到一个坏医生的案例激发内心积怨的同时,冷静客观地端详这支良莠不齐的队伍也是必须的。有时我们在医生办公室里看到的锦旗,上面写着“华佗再世、妙手回春”,这些也不是医院为了炒作而自己去市场上买来的托。
即使在一支混杂的队伍里,我们也还是能发现闪光之处,也总有一些病人能幸运地碰到好医生。
眼前的这个世界,并没有差到让人无路可走、让人绝望的地步。离中国医学教育改良的那一天还为时尚远,眼下我们能把自己交出去看病的,就是从前的医学教育制度培养出来的医生。
如果我们不得不面对眼前这支中国特色的队伍,为什么不能尽自己所能去发现那些善良的医生,或者一个尽管脾气暴躁但其实骨子里很真诚的医生,虽然这样的医生在队伍里并不超过一半?
最近,我和一位内科专家去浙江,在车上,她的手机响起,是一位病人打来的电话。这位年轻女病人来自温州,患有系统性红斑狼疮,刚刚怀孕,她在电话里询问专家激素治疗怎么用,这位专家详细地解释了用法和用量,这时已是晚上10点多。
我问专家:“您看过的病人是不是都很信任您?”她说:“是的,可以这么说,因为我看门诊时很仔细,有时我一天从早8点看到晚6点,70多个病人,特别是外地来的,大老远挂不着号,就给他们加个号算了。他们也不容易。”
“那是不是年轻医生能像您这样的渐渐少了?”我问这位年近60的专家。她的回答没有针砭时弊,让人意外:“其实也不一定,我们科年轻的一批有几个也很优秀,不输于我。不同等级的医院、不同的背景、不同的科室风气会出品不同的医生。”
我在实习的时候,去妇产科门诊跟着一位女教授见习。这位教授快人快语,大嗓门,急脾气,说话常得罪人。我们进诊室的时候,一个外地口音的中年男人正拿着化验单,他爱人患了绒癌,刚拿到治疗后的复查结果。教授看了看化验单,立即说必须继续化疗。中年男人面色惨淡,摸遍浑身上下的口袋,找出一张皱巴巴的火车票,说:“家里瓦房都卖了,我们已经没钱治病了,就剩这一张回程火车票。”女教授听了,快步走到诊室的衣架旁,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叠钞票说:“救人要紧,这是我刚发的工资,你先拿去取药。”末了,用她那火急火燎的大嗓门对中年男子说:“记住一定要治,千万不能耽搁!”不明就里的人听着会以为她在训斥病人。
在南方一个人人都有商业意识的地方,我碰到一位内科教授。他多少有些知识分子的清高,40多岁并没有能在当地的医学会里混上风光的头衔,这多少削弱了他的全国影响力。但是一次聊天时,他说:“学会的头衔是哄圈里人的,对一个医生来说,最重要的还是病人。我只要在门诊把病人牢牢地抓住了,对他们尽心尽力,用心看病,他们就会口碑相传,不断地介绍别的病人过来。这才能真正提高我的医术,扩大我在病人里的影响力。”这样的医生已经有了需要牢牢地抓住病人的意识,他们知道如何与同行竞争,如何向病人提供更好的服务。
2003年闹“非典”的时候,我听说中央电视台要采访我们班的一对夫妻,说他们俩都主动要求去了北京“非典”治疗的大本营小汤山。
这对夫妻中的女生,是我大学的多年好友。在学校时,我们应该算是理想碰壁、快要滑入美国人批评医学生说的“玩世不恭”的那一群。毕业后几年,她在医院里干,有时会跟我发牢骚说医院太辛苦、病人太难缠、不想干了之类。“非典”之后,我去北京出差,怀着点好奇拜访了这对“英雄”夫妻。聊起刚刚过去的小汤山生活,她轻描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