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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2月，春节刚过，吴绍澍副市长和社会局长的乌纱帽被摘掉。
到了下半年，国民党中央规定，一人不能同时兼任党国职务。陈立夫找到吴绍澍，请他在市党部主任委员和三青团干事间择一而任。吴给赵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市党部，其时，他想出任汉口市长，因而对党、团都没有什么兴趣。结果，由于最高当局没有点头，汉口市市长一联也就没有当成。
这年10月，蒋介石为了扭转国民党在国内渐趋被动之势，下达了三青团和国民党合并的命令。各级职位一般是党正团副。吴给赵不愿居人之下，于是让出了坐了多年的三青团干事长的交椅。就这样，吴绍澍成了一介乎民了。
再接着，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连吃败仗，军政要员们忧心忡忡，谁也不再去理会一介平民吴绍澍的案子了。而吴绍澍呢，当然清楚自己不是杜月笙的对手，乖乖地夹着尾巴做人了，哪里还能去问那起刺杀的真象？
星转斗移，很快二十三年过去了。吴绍澍的心腹朋友毛子佩被抓进提篮桥的上海监狱。在关押期间，毛子佩认识了“难友”吴永清。两人很快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有次闲聊，无意中谈到1945年吴绍澍被刺之迷，谈到刺客不知是谁。
吴永清说：“刺客是我。”
毛子佩大吃一惊：“你开玩笑。”
吴永清一本正经地说：“确实是我干的。”
原来，吴永清的上峰就是杜月笙的大弟子陆京士。
且说，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大批裁撤非摘系部队，致使大批官兵流落社会，至1945年10月15日止，全国编余军官已高达161660余人。在上海、苏州、杭州等地被编余下来的退役、转业的军官，都加入了当地的在乡军官会。这些人，给本已十分庞大的游民队伍增添了新的成员。帮会的头子们便纷纷以各种手段，招募这些编余军官投到自己的旗帜下。
陆京士从重庆回上海后，经过与杜月笙相商，在戴笠的支持下，以军委员上海工运特派员的身份搞了一批枪枝弹药，在上海成立“工人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部”，积极招募失业工人和编余军官参加。
陆京士利用这些人，专门培养了一批杀手。
原先，陆京士和吴绍澍同为杜月笙的弟子。关系倒也挺不错。等到吴满树当和副市长和社会局局长，陆京士在CC系和杜月笙的双重推荐下欲当社会局副局长，以为十拿九稳，却没料到，竟遭到吴绍满的拒绝。
所以，陆京士开始和吴绍澍势不两立起来。
开始，陆京士指使抗战期间失业的大批工人，轮番到市党部和社会局请愿，要求工作，又别有用心地支持在职工人提高工资的要”求，和失业工人的请愿相呼应，故意给身任国民党市党部主委、副市长兼社会局局长的吴满树施加压力，争夺对黄色工会的领导权。
上述行为短期内没有奏效，陆京士就命令吴永清等人行刺吴绍澍。
搞垮了吴绍澍，杜月笙的心情又变得开朗起来了。他开始重新整顿恒社，花了八百两黄金，买下了霞飞路上的一座敌产住宅，做为恒社俱乐部，把在上海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市党部委员，市政府中厅、局、区长，统统拉入恒社，造成了一种兴旺发达的局面。
1945年底，上海地方行政区一级的选举中，三十一个区的区长，几乎被杜月笙的亲友恒社社员囊括一空，连他的三儿子杜维恒也捞到个区长当当。而且，在抗战胜利后第一届市参议员选举中，社门亲信在一百八十一个议席中占据了五十多了。黄振世、金九林、金廷苏、顾竹轩、陈培德等也选入了该届参议会。
紧接着，杜月笙又倚仗戴笠作后台，接收了《新闻报》，控制了《新闻报》的董事会。
杜月笙主持的中国通商银行除将上海分行及所属沪区各支行公告处处业后，仍将总行迁沪治事，同时先行恢复京、甫、杭、锡、津各分支行，并酌量撤并内地行处，再说通商口岸逐次复业。杜月笙还派人去沙市纱厂、华丰面粉厂、大达大通轮船公司等企业重整旧业，并在江阴与人联营福澄公司纱厂、创办菜丰一厂二厂。
1946年1月，杜月笙、范绍增还向孔祥熙之子孔令侃为董事长兼总经理的杨子建业公司投资，成为该公司大股东之一。
这样一来，杜月笙在上海又抖了起来。虽然战后上海的租界已不复存在，但上海的资本家们仍把杜月笙当作“通天”人物，乞求其保护。所以，杜月笙在战后除担任《新闻报》常务理事、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纱市纱厂、荣丰纱厂、西安利泰纺织厂、江阴福澄公司、大达轮船公司董事长外，又兼任中国纺织公司、华商电气公司、浦东商业银行、华安人寿保险公司、中华民国机器棉纺织工业同业公会联合会、全国轮船业公会、全国面粉公会理事长，并续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
在恒社社员的全力支持下，杜月笙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获得各式头衔共七十个，其中有董事长三十四个，理事长十个，常务董事三个，董事九个，会长二个，副会长一个，校董二个，常务理事一个，理事二个，代表、参议员、常务监察、筹备主任、创办人、副主任委员各一个。
旧中国教父第四十三章
第四十三章
在这些成功的喜悦中，杜月笙有些飘飘然了。他常常在心里说：老蒋啊，老蒋，我要让你看看，我杜月笙的能量到底如何！
上海市的市长当不上，杜月笙又想积极活动，当市议会的第一任议长。就在这紧要的关头中，一个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1946年3月17日傍晚，范绍增风风火火地赶到了杜公馆，“不好了，不好了！”还没进门，他就大叫起来。
“什么事？把你急得这样？”杜月笙急忙迎向他。
“戴雨衣出事了！”
“什么？”杜月笙大惊失色。
原来，3月17日上午，戴笠从北平乘飞机来上海。飞到青岛，飞行员接到地面报告：上海气候恶劣，难以降落。可是，戴笠与杜月签有约，又加上正与电影女明星打得火热，几日不见，浑身上火，便非要飞上海不可。结果，飞机飞到上海，大雨滂沧，地面一片迷茫，无法降落，只得折向南京。经过南京郊区板桥镇边上戴山时，猛撞山头，机毁人亡。
回过神来后，杜月笙放声大哭。他一向认为，结了戴笠这样的一个兄弟，是天作之合，两人在一起，真是虎添双翼，满以为胜利后，联合起来，在上海滩上做出三番更大的事业来，没想到，戴笠这么快就撒手西归。
两天后，杜月笙为戴笠主持召开了追悼会，会上，他泣不成声，泪水一直淌个不停。
隔了好久，杜月笙只要一想起戴笠，还不由的泪水涟涟。
戴笠一死，杜月笙的情况立刻起了变化，许多特务自己直接接汉奸家属谈条件，要金条，再也不要他从中插手了。
1946年5月，兼任湖沪警备司令的宣铁吾以操纵粮食、屯积居奇的罪名下令逮捕杜公馆的经济总管；上海料业同业公会理事长万墨林，并扬言不日将对万进行军法审判。
杜月笙急忙让人带了十根金条，买通了宣铁吾的亲信陶建芳少将和警备司令部医务所冯所长，以万墨林心脏病严重很可能死在狱中为名，将万墨林交保就医，才算缓过一马。
其实，这是宣铁吾有意识在倒他的台，用杀鸡吓猴办法拿万墨林开刀。但杜月笙自知敌不过宣铁吾等人，只好忍气吞气，不敢当面说什么。但是，背地里他却大发牢骚，说：
“沦陷时上海无正义，胜利后上海无公道。”
这次万墨林是因为粮食贷款舞弊而牵涉进去的，主角根本不是万，万只是利用粮食贷款来进行粮食投机倒把的活动，幕后贪污得更多的人却没有事，所以杜月笙心里极不平衡。那时，他时常和范绍增在一起，一谈起当时上海一团糟的情况，他总是说：“过去帝国主义统治租界时期，还有些建设，秩序也比较好。国民党来了后只知道要钱，搜刮民脂民膏的手段，超过帝国主义十倍还不止。”
其实，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实质是一样的，都是压榨和掠夺人民，只不过手段不同罢了。杜月笙如此说，只是因为失去了老主子后却不能讨得新主子欢心而产生的一种失落感。
对手的压制归压制，杜月笙却要坚决抗争，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