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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志摩写过纪念祖母和母亲的诗文，那些感情沉挚的文字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二、志摩与陆小曼的婚事遭到父亲反对，父子间闹过矛盾。另外，习见以为文学家的志趣也很难与实业家相沟通。其实，就这些因素得出上述结论，未免失之皮相。志摩与陆小曼的婚事是在一九二六年，即使他们父子由此反目成仇（事实并非如此），也不等于此前志摩整个青少年时期未曾领受父训。况且，徐申如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实业家。就常理而言，父亲给予子女的影响，并非一定伴有明显的感情色彩，而往往以其性格和处世之行为方式对子女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志摩那种喜欢交结的作风，很难让人相信不是秉受其父的教益。
然而，重要的是，志摩的社会交往亦与其父有着相似的认同。虽说由于志趣的差异，作为文化人的志摩，不可能与实业家的父亲同出一辙，但志摩通过新月俱乐部拉起的那个社交圈子，却差不多就是徐申如的交际网的扩展。那些人多半也是研究系或是接近研究系的各界精英，其中不乏胜朝名流。如，梁启超、林长民、蒋百里、丁文江、任鸿隽、张君劢、胡适、金岳霖、丁西林、张奚若、陈源……，按一般理解，这些人不是旧营垒中的新派人物，便是新营垒中的保守分子，亦或二者兼属。
徐志摩组织这个团体，基本意向是什么？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一九二五年三月，志摩赴欧洲途中给新月同人写过一封信（《致新月》），其中也提出“究竟想做些什么”的问题。以他自己的说法，是要“露棱角”。所谓“露棱角”，恐怕不完全是文学上的抱负，因为当时新月同人中没有几个是搞文学的，倒是不乏政客、报人、银行家，甚至还有军人和科学家。也许，这样一个各路精英汇集的团体，可能会产生推动政局的力量。这是理论上的估算。表面上看，北洋时期的政治运作，一定程度上带有“幕僚政治”的特点。比如，梁启超、汪大燮、林长民、范源濂等研究系成员的一度入阁，似乎表明借助军阀政权推行某种改革也不无可能。徐志摩固然热衷文学，当时却未尝没有政治上的企望。他在《致新月》的信中就特意提到英国社会改革领头人西德尼·维伯夫妇的事迹，以激励同道。而新月的另一组织者胡适，以及与他们相互倚重的梁启超，自然不会由于雅好文艺而卷入其间。当然，新月社事实上一事无成。除了他们自身的原因之外，那就是左右北洋政权的直奉军阀并没有给他们参与的机会。当初研究系元老入阁是一回事，现在则是另一种情形。新月俱乐部成立之前，王宠惠、汤尔和、罗文干等人的“好人政府”已宣告失败。轮到新一代人要“露棱角”的时候，直奉两系军人已经羽翼丰满，不再需要这帮社会贤达来捧场了。说来，从梁启超鼓吹立宪政治，到胡适、徐志摩等人宣扬西方民主，在军人看来都有些碍眼。
然而，徐申如却试图在新旧力量消长之间寻找最佳契合点。从某种意义上说，志摩组织新月俱乐部和新月社，也是徐申如的一个“投资”项目。他还真投入了一大笔钱，新月的开办费就是他和《晨报》的黄子美分摊的。据陈源回忆，徐申如本人也曾跑来北京参加新月的活动。一个实业家如此赞助新月社，想来不会是鼓励儿子大做文学家的白日梦吧。究其动机，大而言之，或许真有一番改革社会的宏愿；小而言之，大约有助志摩跻身北京上流社会，亦谓“露棱角”也。
看来，要研究徐志摩，真是不能忽略了徐申如。而反过来说，徐志摩也是徐申如的一面镜子。作为近代民族实业家的徐申如，其社会理想值得研究。也许，这一课题比研究徐志摩更有价值。
读书献疑
李庆西
“洗头膏”及其他
先有了《中国古代妇女服饰》，又有了两位作者的《中国古代服饰大观》（周汛、高春明，重庆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一为“豪华本”，一为“普及本”，都是让人感兴趣的书。
喜欢，便想尽量读得明白点儿。却发现有一两处不明白——
第105页：“总的来说，要使鬓发薄而不散，松而不乱，都必须掺以胶质。时间一长，妇女的头发就会被凝结。为了使凝结的头发在梳洗时很快解开，古人还发明了一种‘发’，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记：‘妇人头发有时为膏泽所粘，必沐乃解者，谓之’，可见在很早以前，我国妇女就已经使用‘洗发膏’之类的梳妆品了。”
陶宗仪的话，本来很明白，但好像被“误读”了。查陶著，这下面，还有一句：“按《考工记弓人》注云：‘，亦粘也，音职。’则发，正当用此字。”再查，注文所注的《考工记》原文是：“凡昵之类不能方。”翻作白话，便是：“其他的胶（或曰粘合物）都不能和它们相比。”孙诒让《周礼正义》在这一句下边辑各家释“昵”之说，其一云：“今人头发有脂膏者谓之脂，亦粘也。”（乃昵之俗字）这里说的是制作弓箭的技术，可以不去管，但由此可知“发”的确不是“洗发膏之类的梳妆品”，而是像胶一样腻在头发上的粘着物。
那么古人用什么洗头呢？宋周密《齐东野语》中有故事说，九宫山道妪王妙坚，一日游西湖，小憩于西陵桥茶肆，“适其邻有陈生，隶职御酒库，其妻适见之，因扣以妇人头不可梳者，还可禳解否？妪曰：‘此特细事。’命市真麻油半斤，烧竹沥投之，且为持，俾之沐发。盖是时恭圣杨后方诛韩（胄），心有所疑，而发不解，意有物出示（或当为崇），以此遍求禳治之术。会陈妻以油进，用之良验。”王道姑用来解发的秘方，很难亲验其效，不过一个更古老、大约也比较通行的洗头方法，是用淘米水。《左传·哀公十四年》，阚止关押了陈成子，“陈氏方睦，使疾，而遗之潘沐……”。杜预注云：“潘，米汁，可以沐头。”（《说文》：“潘，淅米汁也”；郑玄《礼记》注：“潘，米澜”；当为杜注所本）又，《史记·外戚传》，窦广国自述与窦后相别，“姊去我西时，与我决于传舍中，丐沐沐我，请食饭我乃去。”注云：“沐，米潘也。”不过确切地说，也还不是新鲜的淘米水，而是发了酵的，即“”——《史记·三王世家》：“兰根与白芷，渐之中”；注谓：者，浙米汁也，读如《礼》“溲”之“”，谓洗也。记得小的时候也曾听长辈说起，用淘米水洗头，头发黑而亮，揣想这种惠而不费的方法，易于流传，恐怕流传千百年，也是可能的。其实古人用篦子篦头发（时多称理发）远多于用水洗发（宋曾三异《同话录》云：“古者尚沐……，后世惮数沐而栉用竹以为去垢之具”）。清沈自南在《艺林汇考》中说：“发之或以久病或以懒不时理则然，陶谓膏泽所粘，亦非也。膏泽润发，安得反粘。”倒是合乎常理的。
第90页：“以假发制成的假髻，历来有不同的称呼，最有代表性的名称叫巾帼”。而“巾帼”却并不是用假发制成的，这段话下面征引的《后汉书·舆服志》，已经清楚揭明，制作巾帽的材料，或为丝帛，或为毛织物，可见帼属巾类，又如何会是假发制成的假髻呢？
第94页：“元明时期夫妇女戴假髻的现象也很普遍，时称‘髻’，这种假髻不分贵贱，都可以戴用。”
不过上海古籍版《金瓶梅辞典》释“髻”，却认为它不是假髻，而是当日妇女戴的罩发冠，犹如男子的束发冠。以下并有很详细的考证，极有道理。髻原是从宋代女子所戴的白角、鹿胎、鱼骨、丝帛制的冠子发展而来，至明代，虽然除了用金丝编、银丝编，也不妨在髻里填发团儿，如《金瓶梅》第二回中所形容“头上戴着黑油油头发髻”，但髻与假髻，究竟形制各别，不好概而言之。其时人们对髻和冠儿，倒是时常混称，如西周生《醒世姻缘传》中的“金梁七线髻”（五十四回）、“金线五梁冠子”（七十一回）、“五梁珠髻”（七十二回）、“指顶大珠穿的髻”（七十三回），大概都是形制相近的罩发冠。两位作者编著的《中国历代妇女妆饰》图版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