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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当时思想史发展真实的解释。如果读者仔细地阅读该书的第二和第三章，将会对此有所体会。
第三，作者多年潜心于马哲史的钻研，如果用“过细”两个字来描述作者的研究风格，是比较确切的：他花了十年左右的时间收集国内外各种资料，并对资料进行比较和考证。正是这种辛勤的功夫，成为这本厚达七百多页的书中许多观点的坚实基础。例如，本书第六章用了九十多页的篇幅专门研究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如此详尽深入的研究尚不多见。在对马克思《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之三的研究中，马泽民先生指出，马克思在批判普鲁塔克时，把人的本性区分为“经验的本性”和“永恒的本性”，而这种永恒的本性却被人“看作独立存在于他自身之外并与他自己相对立的经验的神”，这表明马克思“把神的本质归结为人的本质”早于费尔巴哈两年，而马克思的这种观点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作者不但指出了马克思所受到伊壁鸠鲁的影响，而且还通过卢克莱修追溯到亚里士多德（见该书第381—384页）。这种特有的论述，在该书中还可以看到许多。
（《马克思主义哲学前史》，马泽民著，重庆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六月版，14。50元）
品书录
李鹏程
解读公刘
作为诗人，公刘广为人知；作为杂文作者，公刘也为众多人所知。而现在一本《活的纪念碑——公刘随笔》，又让我们了解了作为随笔作者的公刘。
这是一个怎样的公刘？
有人说：随笔也是诗。说者认定诗是灵魂的凸现，主张随笔应象诗那样诚实地对待生活，袒露自己的人格和真实情感。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首先要说：公刘的随笔是诗。
他是那种颇为着重人品、人格力量的作家。“一个没有人格的人，肯定当不了作家。一个人格力量不够坚强、不够坚韧的作家，肯定成不了好作家。”——公刘曾如是说。眼下支撑这座“纪念碑”的，不也是一种人格力量？！
这不仅仅指，作者在这本集子里所说所谈的，全都是经过认真思考的话语，有真情实感充溢其间，而且，指他那种严以律己、敢于拷问自己灵魂和良心的勇气。作家没有因为早年屡屡蒙受委屈，如今历史已证明了他的无辜和清白而沾沾自喜，而是深自反省，检点着自己当年的“天真、幼稚、脆弱、不谙世事偏又心高气傲”，乃至“虚荣、投机、自暴自弃”等“人性弱点”。他一再将自己一些“不光彩的事”端出来曝光，并提着“始终滴血的心”，向那些由于自己的理智被人的自卫本能取代而受到无端株连的人们“谢罪”……在这些文字里，我们读出了真诚，读出了作家的灵魂，读出了他有别于当年痛苦的另一种痛苦。
在公刘的文学起步阶段，诗与杂文是“比翼齐飞”的，这造成了二者的相互渗透。作者的文学启蒙人——秦似当年就慧眼独具地点出：他的诗、散文诗乃至小说都有“杂文精神”。如今，读了《活的纪念碑》，我们也要说：公刘的随笔是杂文。
对随笔和杂文这两种文体作绝对明确的划分自然不好办，但可以作相对区分，则：前者轻松些，后者沉重些，前者平和些，后者热辣些。如果这大致不错，那么人们不难发现，公刘的随笔要较其他作家的来得沉重、来得热辣。一篇总结自己一生“得”与“失”的短文——《无论是“得”是“失”都充满了忧伤》，写出了多少复杂的情愫？一篇记叙自己与女儿在特殊岁月里遭遇的回忆文字——《活的纪念碑》，溶进了多少厚实的内容？一篇《故园情》，倾诉的是一种“没有故园的故园情”，是何等的深沉？一篇《千岛湖·千湖岛》，展现了作者“繁富且自相矛盾”的触动和思绪，又是多么的丰满、富于蕴含？………而作者在写作这些篇章时，又无法做到克制和心平气和，字里行间总有那么一种芒刺和热辣劲在，就更加重了它们的“杂文味”。
这是一个怎样的公刘呢？——现在我们似乎读出了：一个既有诗人的诚实和坦白，又有杂文家的力度和锋芒的随笔作者，一个与自己的诗和杂文保持了某种一致的随笔作者，一个不以消遣自娱为圭臬、而时时关念现实人生的随笔作者……
（《活的纪念碑——公刘随笔》，公刘著，上海知识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十二月版，11。50元）
品书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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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中文新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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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是一个落伍者
五月中旬得知王浩兄在纽约病逝，深感悲痛。他和我虽是同龄人，但一九四三年他在西南联大数学系毕业后考进清华大学当哲学研究生时，我才是联大本科哲学系三年级学生。他要补修一些哲学系课程，和我有同堂听课的时候。但我们接触不多，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位憨厚朴实的山东青年。
五十年代初金岳霖先生作思想检讨时提到他的脱离实际的学术思想“害”了一些学生。他举了三个人：殷福生、王浩和沈有鼎，说他们“落伍了”。沈有鼎先生是联大有名的“怪人”之一，解放以后没有多少变化，自然被认为是“落后分子”。殷福生是联大哲学系学生，比我高一年或两年，经常公开发表一些批评学生运动的言论，在当时是被认为落后甚至反动的，后来去了台湾。（一九八七年我住在纽约王浩家中时他告诉我：殷福生后来改名殷海光，在台湾对国民党也持批评态度，因而也受压制，是台湾有名的自由主义分子，讲课很受学生欢迎，好多台湾学者是他的学生。我看了一些殷海光的著作，才改变原先的印象。）至于王浩，唯一能说明他“落伍”的根据只能说是解放以后他没有回来。当时已经知道他在国外取得很大成就，一九五六年重新提倡学术的时候，我们提出请他回来任教，请马寅初校长亲自给他写信。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开始，这件事也就作罢。
金先生是王浩尊敬的导师，对这个批评王浩是一直铭记在心的。他以后大半生行为可以说多是想让老师放心。我在这里记述一些我和他接触的零星琐事，供以后对他评述的朋友参考。
一直到“文革”后期，一九七二年第一批归国访问的美籍学者代表团名单中有王浩的名字，我和他只能说是曾经同学而已，那时谁都想少惹点这种“海外关系”。忽然有一天我被通知说，王浩指名要见我。当时能被批准会见还算是政治上的“信任”，管外事工作的人专门交代了要遵守的“纪律”。那次见面谈得相当长，他见面就说他在国外已经二
些年来我的遭遇以后，立即提出一个问题。“当你受到那样的批判时，你是怎样想的？”这问题难不倒我，我回答说：“我首先想到自己有错误，有这样那样的错误，受批判是应该的。这样就能平心静气，即使对别人批判中的不实之辞也不必计较了。”
至少在五十年代末以前，我在受到批判时确实是这样想的，这帮助我将种种羞辱忍受下来，没有想反抗想自杀（这是那时唯一能做的反抗）。现在有些人对这种心情不能理解，责备我们这种知识分子是“充满奴性”，“没有知识分子应有的骨气”。我想乘此辩白几句。我们这辈出身于二十年代以前的人可以说是生于忧患之中，亲身经历过“九一八”和“一二八”，我们最担心的是要被逼做亡国奴。谁愿意做奴隶？但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是遍地军阀混战，年年天灾人祸，处处贪官污吏。那时候我们最大的憧憬是希望出现一个统一和平的局面，让大家可以安居乐业，在世界上能够扬眉吐气。而这样的局面在五十年代初居然出现了：统一代替了割据，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开始了，军阀、土匪、贪污、妓女、鸦片等等一下子统统消失。对这种情况谁不感到欢欣鼓舞？许多知识分子承认自己过去的想法有错，尽管受到这样那样的委曲，但和整个大局比较起来，也觉得是可以忍受的。
后来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人们逐渐在信仰中产生怀疑；最后还是那场十年浩劫彻底揭开了神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