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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叔同》，钱君主编，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十二月版，12。50元）
品书录
孙郁
“自家怀里”的风景
谷林老人作书边“汗漫游”，然后笔花缭绕，清言隽旨，成“杂写”一部。作者读旁人的书文浸觉有味，便由不得手挥目送，从书里信步书外，写出一段“自家怀里”的风景。
正为是“杂写”，所以随心适性，书趣反浓。而所谓“杂”，应有两解，一是作者评得书“杂”，古今中外，都拿来品一品；二是作者腹笥之“杂”，从此书至彼书，领读者一儿串门儿，（杨绎说，读书好比串门儿）让人长了好些见识。
故是“杂写”不是消闲，其中结缘处，全凭读者中人同赏则个。陈原先生说作者“写得一手十分清秀的小品文”（此书序），虽然不错，其实，作者岂但文章好，实在是学问也好，其品书而间杂考辨亦评亦证的功夫，窃以为才是“极见风格”的所在呢。
“孟心史”一篇，是我爱读的。照题目想去，不过是又一种人物小传罢。可通篇说的是孟与郑孝胥“海藏楼”的文字因缘，郑孝胥盖棺已定，而心史老人与其平生交往，点点滴滴，则勾勒出老学者恂恂如也的另一面，就是并不埋在故纸堆里，而是“头脑非常清醒”。及说到孟致胡适信，“大贤持论，动为今之从政者张目，涪翁诗云：‘万言万当，不如一默’，敢为先生诵之”，《心史丛刊》的作者简直有点儿怒目金刚了。文章考订“小误”，商量诗文，摭拾尺牍，并不发什么议论，乃用“本事”说话，而孟心史其人已呼之欲出矣。
“扫叶山房”也是这样的文章，它不为“名家”讳。从汪曾祺先生的一个错误说去，平心静气，雍容叙述，引着十几种书，把“扫叶山房”的渊源沿革，梳理得清“爽”，另外也让读者知道了一段出版家的“历史”，，面对“市场”，面对“圣祖”，都不易应付，自古已然。
读书多难得，读书细更难得。
谷林老人读书细。书中有证，“编注与校对”、“版本的选择”、“数码字”、“五黄与十二红”、“闻一多集郭沫若序”，这几篇尤其见作者滴水不漏的读书精神，对于性急如我辈，这些地方是不会用心的，我们这些五柳先生的弟子，不免道一声惭愧，读书原是要这么读的——四大册的《郑孝胥日记》，就是榜样。
《书边杂写》固然是些读书的文章，却又不是什么秘籍善本，大半能在坊间买到，也有许多是我们读过的，作者偏“读人所常见书而能别有会心”，关于胡适日记，作者从日记本身找材料，拈出胡与蔡元培一桩文字往来，弄清胡适日记“先写于散叶，然后装订成册，因此颇便于借阅传抄”的细节。于此，可知胡适“以日记为著述”的本意大约是不会错的；又说到梁实秋推崇胡适写日记“毅力过人”云云，作者拿日记日期只算了一笔小帐，溢美之辞自随风飘去——“白纸黑字，分别写出存案，要在善读耳”，这是谷林老人开给我们的读书方子。
我们跟着作者在书边行走，遇见了许多人，周氏兄弟、胡适、梁实秋、沈从文、杨绛、陈寅恪、郑孝胥、罗振玉……对这些“熟人”，作者并没告诉我们更多的逸闻，他只说些书中的事，却让重新认识了书外的人。这样的特色，也是谷林“极见风格”的一部分。
而此书最让我辈心仪的，是作者的读书气象，有心人自能体会。陈原先生说谷林仿佛为书而生，为书而死。虽则从前的职业是打算盘，却使许多书“曾在我家”，而且绝不预备以这些“作资本去求发迹”。知堂曾有《亦报》随笔一篇“小伙计看书”，说送粮的小伙计，见着客人的书架就逡巡不去。知堂感慨道，“冷街的小店里有这样刻苦好学的青年，这是中国将来希望之所在。”不知怎么，我总觉着小伙计的身上有谷林老人的影子，这也许有点儿唐突。其实作者种种心迹，“后记”中已是辨香分明，如此单纯的读书人，现在愈发少了。
“读书最乐”，写《幽梦影》的张心斋这么说，“乐在声色狗马之上”，序《金石录》的李清照又这么说，两句合起来，仿佛是谷林老人的娓娓絮语。
读书人真是无可救药。
（《书边杂写》，谷林著，辽宁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三月版，8。50元）
品书录
吴相
追溯起源
在马克思主义学说经历了一个半世纪多的伟大而艰难的历程面对二十一世纪的时候，当今全球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都迫切地需要人们对它进行进一步的深层研究和反思。正当此时，一本七百多页的研究著作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它就是马泽民经过二十多年潜心钻研所写出的新著《马克思主义哲学前史》。
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前史，是进一步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历史前提，也是解决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初形态的争论所依据的思想史基础。从本世纪二十年代俄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起源的研究开始，到八十年代中国人对它的研究，确实积累了不少经验，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也存在并遗留了许多方法论上的问题。主要的问题有：第一，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形成主要地归结为“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和“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俗称为“两大转变论”），而忽视了马恩当时全部思想活动的复杂的系统整体性，把活生生的思想史变成了教条；第二，过分突出了马恩当时思想活动的“独特”意义，因而客观上把实际存在的马恩思想同当时德国思想界的互动关系单向化了，导致把马克思恩格斯的“创造性”同思想史的实际割裂开来，形成了马哲史上的“造神”倾向的理论基础；第三，只重视马恩向当时思想界其他人物的“斗争”和对其进行的批判，而忽视当时思想界争论的来龙去脉，忽视当时其他思想家的理论创造和其对思想史的积极意义，因而对马恩所关注的理论问题、概念和范畴缺乏历史主义的解释，从而对一些问题形成长期的误解。
针对这些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前史》的作者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向中国的马哲史读者提供了值得重视的理论研究成果。这主要地表现在：
第一，这本专著对马哲史“前史”的研究范围作出了有理论意义的明确界定。作为一种创新，它既改变了过去一些研究者把青年黑格尔运动的历史全部纳入马哲史前史因而划定太宽的做法，同时也改变了有人只在马恩当时关注的问题上打转、而忽略了其广阔的历史前提和思想史背景的比较狭窄的研究方法。这本书对历史材料和马恩思想活动这两个方面都做了较为恰当的处理，追求马恩思想的发展同当时思想史真实发展趋向的科学统
第二，众所周知，马恩最初的思想成长同青年黑格尔派思想运动的关系十分密切。但我国马哲史界对青年黑格尔运动的研究一直不够深入，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马哲史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生史的深入理解和正确解释。这本书的一个长处就是它对青年黑格尔派思想运动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因而能对许多问题作出更为合理的、符合当时思想史发展真实的解释。如果读者仔细地阅读该书的第二和第三章，将会对此有所体会。
第三，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