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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健三郎所说的“破坏”，还可以让人想到“破戒”。在日语当中，“破戒”与“破坏”发音相同，都是hakai。而对生命、财产、人间正气造成重大破坏的战争，正与破戒互为因果，密不可分。战争使人、人群、政府可以摆脱或不复受制于平日维持人性、人道、社会理想的戒律。“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盗窃”等等人赖以为人的基本戒律在战争期间减弱或失去了约束力，于是，人与禽兽的界线不再分明。
战争的可怕，在于它可怕地调动起在和平时期受到压抑的人性当中的恶，让人发挥破坏性潜力，并从中得到快乐。世界各国都有例证表明，确实有人能从残害他人的生命当中得到快乐。在和平时期，这样的人照理会受到法律制裁。但是，在战争之类的所谓非常时期，这样的人却可以享受这种邪恶的快乐，而且往往不但不受惩罚，反而受到奖励。这，大约就是大江健三郎所说的战争对人间正气的破坏。
然而，对五十年前造成重大破坏的战争，日本国内仍然有相当多的人不以为然，拒绝道歉，甚至还有人赞美。日本一些政界人士依然振振有词地表示，日本军队当年到亚洲各国去是为了解放这些国家的人民，使他们不再受西方帝国主义的压迫。
这种说法显然是以目的正当来证明手段的正当。用目的来为手段辩护，这是人为自己或自己一方的错误、恶行辩护的常用方法，人类有史以来，任何一场迫害、任何一场战争的背后，也确实都有组织者冠冕堂皇的目的、理由。秦始皇杀人是为了维护、巩固当时先进的社会制度。希特勒杀人是为了建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日本军国主义者策动战争，造成众多人死于非命，是为了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而在九十年代的今天，据说中国还有个别人认真地建议，要“以强有力的权力管理和思想道德管理措施迫使社会为进步忍受难以想象的牺牲”。
社会进步、经济繁荣之类的目的当然美好。但是，通过强制人民“忍受难以想象的牺牲”来达到抽象的社会进步的目的，这显然是一种可怕的战争逻辑，让人不禁想到神圣罗马皇帝费迪南一世（EmperorFerdinand I）的名言：Fiat justitia et pereat mundus，即使让世界毁灭，也要让正义实现。这里牵涉到很多错误复杂的手段和目的的伦理关系问题。不过，可以不妨先问一个简单的问题：为了所谓的“社会进步”，可以牺牲多少个无辜的生命吗？
世界历史显示，不牺牲一个无辜的生命，至难，恐怕没有一个国家能做到。牺牲上千万人的事情倒相对容易得多，而且有很多国家做到了。不幸的是，中国曾经属于这种大手笔国家。为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中国有几千万人在“强有力的权力管理和思想道德管理措施”下死于人为的饥荒！当然，三、四十年代的大批死亡和五六十年代的死亡大不一样，绝对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对那些死于非命的人及其亲朋好友来说，死于敌人之手和死于自己人之 手之类的区分就没有很多实际意义。重要的是，这些人不该死却死了。
三月二十九日上午，阳光烂灿。
这是华盛顿邮报预报说樱花盛开的日子。由于前几天出现降温天气，华盛顿纪念碑和杰弗逊纪念堂一带的樱花并没能像预报的那样盛开，观花的游人寥寥无几。但是，在附近的“纳粹大屠杀博物馆”前面，却有很多人在排着长蛇队，耐心地等待进入博物馆参观。开放才两年左右的“纳粹大屠杀博物馆”是华盛顿参观人数最多的博物馆之一。博物馆里陈列着从欧洲各地以及从各处纳粹集中营收集的实物以及历史资料。幽暗的灯光下，尽管隔着玻璃，纳粹集中营受难者一口袋一口袋的头发、堆积如山的鞋，仍然使人感觉到战争和死亡的寒冷。
博物馆西门门口不远的地方，大片樱花树暗红色的枝头有些已经发白，那是些不畏寒潮的樱花在开放。一个十三四岁，身穿T恤衫、头带遮阳帽的男孩在反覆地擦拭镶嵌在门前地上的一块磨光的花岗岩。花岗岩上刻着一首诗的片断：
很长很长时间过后，／我会再好起来。
那时我会愿意活着，／我还要再回家去。
下面刻的文字说，这是一九四五年在泰雷津（Terezin，捷克斯洛伐克？）犹太人聚居区发现的一个孩子的诗。从这片断来推断，这孩子看来当时处于困苦之中。他可能在为患病而痛苦，也可能是为失去自由而痛苦，或者是两种痛苦兼而有之，使他痛不欲生。可是，这个孩子在困苦中仍然不愿意放弃生的希望，不能割舍美好的幻想。他肯定是在幻想将来有一天，他能过上自由而幸福的日子，再享受到跟亲人在一起的快乐。这个孩子大约已经在五十年前的劫难中夭折了，像是没来得及开放就被摧毁的花蕾，或是仲夏夜天空中一闪而过的流星。
五十年后的今天，卢旺达五十多万人被集中性屠杀。萨拉热窝城一批又一批的老少男女仍然在全世界电视观众面前被零星地屠杀。日本有人声明当年日本皇军并没有犯下那么骇人听闻的暴行……在这样的大图景当中，战争的逻辑强大得看来不可阻挡，个人的生命实在是微小而脆弱。
在“纳粹大屠杀博物馆”门前擦拭花岗岩的男孩站起身来，走到排队的人群里面，跟一位看来是他父亲的男子说了一会话。然后，他又回到刻着诗的花岗岩前面，俯身擦拭那块早已经干干净净的石头。他的T恤衫上印着：“Israel Just do it”（以色列，别管那一套，干吧）。这个男孩或许是个犹太人。我对他很好奇，“‘干吧’是什么意思？干什么呢？”我没有去问他。
附记：纽约时报一九九五年七月六日的一则报道，报道了在前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有一个四处躲藏、不愿意参加战争的二十八岁的男性难民。他不愿意卷入战争，从而杀人或被杀。他的一席话，显示了在当今世界坚持基本人性之难：
“现在我有几个行动规则”，这位以不透露姓名为条件接受采访的男子说。“我上公共汽车的时候、在公共汽车上的时候都非常小心。我总是不挨近那些大热天还穿外套的人，因为便衣警察用外套来遮盖手枪、手铐、无线电报话机。我从来不去难民聚堆的地方。我也从来不去看电影。警察抓着我，就要把我送到我不是杀人就是被人杀的地方。他们想让我回老家去，可我并不是回去保卫祖国，而是去保卫一个不民主的政权。在我来说，现在保卫我的人民的真正利益的途径就是当逃兵。”
（《纽约时报》，一九九五年七月六日，A6页）
①美国政府当时实行的强迫迁移、关押，给日本侨民和日裔美国公民造成了很大的痛苦和损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五十周年之际，美国舆论基本上形成共识，认为那种根据出身和族裔、而不是根据具体的行为对人区别对待的作法是错误的。但是，对于美国向日本投掷原子弹、造成众多平民伤亡的问题，美国人现在仍然是无法平静地讨论。今年五月，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馆长在争议声中挂冠而去。从这里也可以见出战争逻辑的强大：“为了战争的目的，可以牺牲一些人，在有些情况下牺牲人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有谁愿意把自己或自己的家人、亲友当战争的牺牲品呢？似乎很多人没有想、或不愿意想这个问题。
丁泽
“请让我申辩”
苏联作家巴别尔最后的日子
巴别尔像一颗耀眼的彗星，在苏联文坛上闪耀了一下便黯然消逝。从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五七年苏联未曾出版过他的任何作品。他的书重新出版的时候，中国已度过翻译苏联文学的“蜜月”，何况他那样的“回归作家”，更无人翻译。无怪中国读者不熟悉这位堪称苏联文坛大师的作家了。
巴别尔一九二四年开始在《红色处女地》、《列夫》等杂志上发表描写第一骑兵军的短篇小说，共写了三十四篇，一九二六年结集出版，定名为《骑兵军》。出版后各流派的评论家交口称誉，一致认为《骑兵军》是文坛的重大收获，真实地写出骑兵军战士的神态。但《骑兵军》却惹恼了第一骑兵军的将领。原军长布琼尼一九二四年在《十月》杂志第三期上发表一篇猛烈抨击《骑兵军》的文章，指责巴别尔写的不是第一骑兵军，而是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