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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思想通史 第三卷-第4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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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用’。时刘舆见任于越,人士多为所构;惟敳纵心事外,无‘迹’可
间。后以其性俭家富,说越令就换钱千万,冀其有吝,因此可乘,越于
众坐中,问于敳,而敳乃颓然已醉,帻堕机上,以头就穿取,徐答云: 
‘下官家有二千万,随公所取矣。’舆于是乃服,越甚悦,因曰:‘不
可以小人之虑,度君子之心!’。。石勒之乱,与衍俱被害。”(同上) 
从上面的史实看来,向秀不得已而“容迹”,到了庾敳则拿家富二千万
的“聚敛积实”的小人行为,来容所谓君子之事迹,为无为,事无事于“有
无之间”。于是,不是以实践检证理论,而是以理论歪曲实践,使荣辱存亡
一致,善恶真假均齐,躬行了他的父亲献给武帝的政策“实际”,因而“节
虽离世,而德合于主,行虽诡朝,而功同于政”,然而不有所谓彻底的卖身, 
甚至于贪污聚敛,还不可能齐一善恶,“无迹可间”的。向秀容“迹”,内
心里犹徘徊以踌躇,表示出神与形之矛盾,而庾敳则大言“蠢动皆神之为兮, 
痴圣惟货所建”,“至理”在实践之中应是“迹”近糊涂的蠢动,而无恶不
作的惟货所建,才是善之“无迹可间”。这正是胡适教人糊涂的所谓“理未
易明,善未易察”吧! 
至于郭象,好老庄,能清言,在“儒道合”的实际行为中,要比庾敳更
“无迹可间”,更小人形象些,这才能使理论歪曲实践,故他嗜好老庄,又
不妨“任职当权,熏灼内外”。正因为如此,庾敳见他“任事专势,谓象曰: 
卿自是当世大才,我畴昔之意都已尽矣。”如果说为人行薄的郭象把向秀的
“隐解”,述而广之,则所述所广者,便是使“隐”义主动地成为庾峻反动
政策的理论指导。郭象理论的玄妙和实践的下流之“天才”结合,是一个喜
剧的概念家的典型! 
“儒道合”的教养,在晋朝颇有支配力量,此种风气即后世所谓的官僚
场中的“黄老哲学”,任职要静默无为,同流合污;退职则口无怨言,夷神
委命。例如清谈家殷浩虽有“进退维谷”之感,而大体上是朝野两宜的,据
晋书说:
“殷浩清徽雅量,众议攸归,高秩厚礼,不行而至,咸谓教义由其
兴替,社稷俟以安危;及其入处国钧,未有嘉谋善政,出总戒律,唯闻
蹙国丧师,是知风流异贞固之才,谈论非奇正之要。”(卷七七) 
“殷浩被黜放,口无怨言,夷神委命,谈咏不辍,虽家人不见其流
放之戚;但终日书空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同上)在理论上的
“儒道合”,正如他的外甥韩康伯所说: 
“体有而拟无者,圣人之德;有累而存理者,君子之情。虽所滞不
同,其于遣情之累,缘有弊而用,降己之道,由私我而存,一也。”(晋
书卷七五) 
好一个豪门贵族的人生观,原来公理就在私弊上才体现出来!封建最高
统治者有一套所谓“使功不如使过”的方法,这也是反动派胡适对汪精卫引
用过的道理,为了“使过”,甚至故意要使人陷入贪鄙行为。豪族的政治哲
学就能够把贪鄙从理论上讲成清白! 
明白了晋朝的这样政治背景,才知道如山涛一般人为什么要做“吏非吏, 
隐非隐”的山林朝士。既然“手执圭璧,足履绳墨,行欲为目前检,言欲为
无穷则,少称乡党,长闻邻国,上欲图三公,下不失九州牧”的群虱(阮籍
语)不合时务,专制帝王就不能不重视“褌裆”之外的天才,因此“介然不
群、性好老庄”的七贤之一山涛成了一位晋室的表率大臣,与“天地四时之

消息”浑然一体了,请看皇帝对他屡次的求退表是如何的诏示: 
“吾所共致化者,官人之职是也。方今风俗陵迟,人心进动,宜崇
明好恶,镇以退让。” 
“君以‘道德’为世模表,况自先帝识君远意,吾将倚君以穆风俗, 
何乃欲舍远朝政,独高尚其志邪?” 
“君赞翼朝政,保乂皇家,匡佐之勋,朕所倚赖,司徒之职,实掌
‘邦教’,故用敬授以答群望。”(晋书卷四三) 
这位容迹的道德模表,为“意化”与“邦教”做了元勋。然而他“居官
以絜其务,以启天下之方”者,原来也是“在有无之间”,仅“不欲异于时” 
而已,故时尚贪污,公卿皆然,山涛便不能独标廉洁,而异于时尚,他将袁
毅的贿赂,“受而藏于阁上,后毅事露,。。凡所受赂皆见推检;涛乃取丝
付吏,积年尘埃,印封如初”。这是否真的行径或假的作伪,不得而知,但
证以七贤之一王戎“积实聚钱,不知纪极,每自执牙筹,昼夜计算,恒若不
足”,同时以人伦鉴识著名于世,他又常目山涛“如璞玉浑金,人皆钦其宝, 
莫知名其器”,那么,这个山涛是一个狡猾的伪君子。国民党反动派的官僚
学者也说“贪而不污”,或说“污而不贪”,山涛启天下之方,不是更明白
么?
残酷的专制政策,作弄了当时名士,更培养了这样官僚主义的“黄老风”, 
或“不欲异于时”名之曰“朝隐”,或“与时浮沉”名之曰“容迹”“寄通”, 
试看王戎的思想: 
“戎以晋室方乱,慕蘧伯玉之为人,与时舒卷,无蹇谔之节。自经
典选,未尝进寒素,退虚名,但与时浮沉,户调门选而已。”(晋书卷
四三) 
晋人“而已”很多,依据庄子“不可奈何”以及“固有所不得已”的理
由,承认不合理的现状都是合理的,既“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为人臣者
固有所不得已”,故“入其俗,从其俗”,“长于水安于水”,“生于陵安
于陵”,一切恶的既成,就不必改了,若要改革现状,那就是“有为而虑” 
的人道,就不明白“天地四时之消息”。“容迹而已”,“寄通而已”,“与
时浮沉而已”,是周末道家思想渗入儒家思想(如天下篇的理论)之庄学的
晋朝复古,在学术上就形成了“儒道合”的玄学,章太炎说“五朝有玄学, 
知与恬交相养,而和理出其性,故骄淫息乎上,躁竞弭乎下”,这话似根据
郭象庄子注序末段之文,加以扩充,要非确论。
“借更改名称以改变事物,乃是人类天赋的诡辩法”(马克思语),按
魏晋名士好弄名辩,但名辩并没有改变事物,反而和事物(封建的)相容。
嵇康在逻辑上爱用矛盾律拒中律,故思想指导他招来杀身之祸,试看他被孙
登教训而诗中也说“今愧孙登”,可以知道正规的形式逻辑,在当时也是危
险的: 
“嵇康(继阮籍)又从之(孙登),游三年,问其所图,终不答。
康每叹息,将别谓曰,‘先生竟无言乎?’登乃曰:‘子识火乎?火生
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于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而果在
于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识真,所以全其年。
今子才多识寡,难乎免于今之世矣。’。。或谓登以魏晋去就易生嫌疑, 
故或嘿然者也。”(晋书卷九四) 
孙登教训嵇康太过于用才持异,指示他逃避现实,要以“无材”表白,

不能与在朝之良材相对立,始能保全性命。然而,箕山之志如果被发觉,如
向秀想逃而不敢竟逃时,那么究竟该以“材”见许呢?或以“无材”见称呢? 
这就没有拒中律了,诡辩便要复古于庄子了: 
“在材与不材之间耳,似之而非也。” 
“若成,若不成。” 
“儒道合”论者就是从这里出发,实行“有意无意之间”的两面道德律。

第二节
向秀与郭象的庄注疑案与庄义隐解
(一)庄注疑案的究明
在进论“儒道合”的理论之前,有一个疑案,应须稍加董理,这就是郭
象盗窃向秀庄子注的问题。
晋书向秀传说: 
“向秀,字子期。。。清悟有远识,少为山涛所知,雅好老庄之学。
庄周著内外数十篇,历世方士,虽有观者,莫适论其旨统也;秀乃为之
隐解,发明奇趣,振起玄风,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也。惠帝
之世,郭象又述而广之,儒墨之迹见鄙,道家之言遂盛焉。始秀欲注, 
嵇康曰:‘此书讵复须注?正是妨人作乐耳!’及成,示康,曰:‘殊
复胜不?’”(卷四九,按世说新语文学篇注所记略同,末有“与汉世
诸儒互有彼此,未若隐庄之绝伦也”句。) 
晋书郭象传说: 
“郭象字子玄,少有才理,好老庄,能清言。太尉王衍每云:‘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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