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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平吴之后，有司又奏：诏书‘王公以国为家，京城不宜复有田
宅。’今未暇作诸国邸，当使城中有往来处，近郊有刍藁之田，今可限
之。国王公侯，京城得有一宅之处。近郊田，大国十五顷，次国十顷，
小国七顷。城内无宅城外有宅者皆听留之。。。
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其外，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
二十亩；次丁男半之，女则不课。男女年十六以上至六十为正丁；十五
以下至十三，六十一以上至六十五，为次丁；十二以下，六十六以上，
为老小，不事。远夷不课田者输义米，户三斛；远者五斗；极远者输算
钱，人二十八文。
其官品第一至第九，各以贵贱占田，品第一，占五十顷；第二品，
四十五顷；第三品，四十顷；第四品，三十五顷；第五品，三十顷；第
六品，二十五顷；第七品，二十顷；第八品，十五顷；第九品，十顷。
而又各以品之高卑，荫其亲属，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国宾
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亦如之。而又得荫人以为衣食客及佃客；品第六
以上，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二人；第九品及举辇、迹禽、前驱、
由基、强弩、司马、羽林郎、殿中冗从武贲、殿中武贲、持椎斧武骑武
贲、持鈒冗丛武贲、武骑，一人。
其应有佃客者：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无过十五户；第三品，十户；
第四品，七户；第五品，五户；第六品，三户；第七品，二户；第八第
九品，一户。”
晋书关于占田制度，记载虽甚简略，但是还可看出若干特点：其一，它
把王公、官僚及人民的占田数量分别由法律形式规定，显示出土地国有制形
式是配合着豪族土地占有制的形式。所谓“王公以国为家”，就是说，在其
封地，不加制限，这里所规定的，只是在京师“近郊”，他们犹得“有刍藁
之田”，“大国十五顷，次国十顷，小国七顷”。据晋书地理志：“武帝泰
始元年，封诸王，以郡为国，邑二万户为大国，邑万户为次国，五千户为小
国。。。罢五等之制，公侯邑万户以上为大国，五千户为次国，不满五千户
为小国。”王和公侯，大国和小国，是以领有的劳动户口多寡为区别的，这
依然是汉代领户制的传统。官僚占田则依官品高低或身分高低自五十顷以至
十顷；还得“各以品之高卑荫其亲属，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国宾先
贤之后及士人子孙亦如之。”因此，所谓“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
亩”，是对国有土地而说的劳动者的使用制，而作为身分性地主特权的官品
的占田和领户，是“占有权”的法律形式（应和“私有权”区别开来）。
其二，占田法是国有土地制的另一种形式。汉以来，“占”田之“占”
是土地使用面积和劳动人口的呈报制度，第二卷第一章已经说明。晋代占田
制的规定更加法典化了。我们以为，占田百亩之限，不在于所谓“占”，而
在于所谓“课”。据上引傅玄疏，说到“近魏初课田”，“自顷以来，日增
田顷之课，而田兵益甚”以及上引司马芝的“宗田计课其力”，可见魏时屯
田即重在课田，晋在颁布占田法前，也实行屯田和课田（这里，我们不要以
为土地是按人口来分配的，相反地在占田制之下，人口是按课田的户口数来
计算的；人口的登录是以课调的征收为基础的）。这就显示出占田制是继承
了曹魏以来的课田和屯田的经验，是依据官田形式而超经济地榨取农民的剩
余劳动的。所以，占田法从表面看来，好像在实现汉代以来的限田理论，其
实，这种土地国有制的形式是国家领有劳动户口的强制政策，把家族（户）
的经济因素更加调动起来而服务于统治阶级。使男耕女织的农业手工业的结
合更加固定起来而约束于自然经济。农民是在身分性的豪族的特权之外，他
们使用土地的唯一代价是向国家贡纳劳役式的地租。
其三，由“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一人三十亩；其外，丁男课田五
十亩，丁女二十亩”的法律规定看来，似乎也注意到当时农民的劳动力所能
耕耘的土地面积，然而正如余逊所曾说，它是把屯田形式更向垦田形式的发
展（由占田课田制看西晋的土地与农民，进步日报一九五一年二月十六日）。
至于其中占田和课田的区分，历来学者因文献说明简略，有各种解释。作者
同意这种制度是一种劳役地租形态。占田之数是属于必要劳动部分，所谓“其
外”的课田之数是属于剩余劳动部分，其剥削率是接近于屯田的规定的。这
是特别的农奴制度，它把屯田课田的比例制，修订得更为明显了。这种对于
国有生产资料和国家支配的劳动组织的规定，似与贵者占田领户的规定是不
调和的，不但佃客一户耕种不了一二十顷田地（第八第九品），就是在第一
第二品，要以十五户去耕种五十顷地，也是地余于力的。这样，其不足的劳
动力，势将用奴隶补充。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占田法之所以吝啬佃客不肯
多分给官僚贵族，表示了最高统制者要多使男女劳动力直接为官家所领有。
这是占田制接受了屯田制经验的证据。
第三、户调制度。晋武帝颁布了占田法，同时也把两汉曹魏以来的所谓
“户调”更法制化和定式化了。按魏自曹操略定北方自为汉的司空时，仿效
汉制，新定田租之率，每亩征粟四升，又按户征收绢二匹，绵二斤。这种租
调的结合，如前所述，巩固了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结合。曹魏的这种法律便
是后来户调制的直接渊源。原来这一法律的普遍施行，是当作对豪族占有制
的压制的手段而开始的。三国志魏志武帝纪，建安九年九月条注引魏书说：
“公令曰：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袁氏
（绍）之治也，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炫鬻家
财，不足应命。审配宗族至乃藏匿罪人为逋逃主；欲望百姓亲附，甲兵
强盛，岂可得邪？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他不
得擅兴发，郡国守相明检察之，无令强民有所隐藏而弱民兼赋也。”
此令虽系于建安九年，但由何夔传及赵俨传（赵俨传已有阳安都尉李通
急录“户调”之语。按李通为阳安都尉，在建安三年，即公元一九八年）所
载观之，曹魏户调的法律，当更早于是，或许在许都已经施行了。
如果说汉时的“调度”或租调制还在雏形阶段，那么，魏时的租调就更
完整了；到了晋武帝公布占田法时，它同时更用法令的形式，施行于全国。
晋书食货志说：
“平吴之后，。。又制户调之式：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
（丁）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其诸边郡，或三分之二，远者三分之一；
夷人输賨布，户一匹，远者或一丈。”
把此制和魏武的户调比较，虽丁次、远近、华夷、所输之额有差等，但
丁男之为户者，剥削率却比魏制增重了。
关于田租的条文，不见规定，因之有人疑晋制不征田租（像马端临在文
献通考所说），实则这仅由于食货志记载缺略，我们证诸下引文字，就可看
出晋制是田租户调合并征收的：
“太康三年，冬十二月景申（按景申即丙申，唐人避高祖父讳炳改，
下同）诏：四方水旱甚者，无出田租。”（晋书武帝纪）
“太康四年，秋七月景寅，兗州大水，复其田租。”（晋书武帝纪）
“永兴元年，十二月丁亥，诏：户调田租三分减一。”（晋书惠帝
纪）
观上引第三例中，“户调田租”并举，尤为明显。大概田租用课名，布
租用调名，所谓“课调”。据初学记引晋故事说：
“晋故事：凡民丁课田，夫五十亩，亩收租四斛（按斛的容量唐以
前等于一石，唐以后等于八斗）；绢三匹，绵三斤。凡属诸侯皆减租谷
亩一斗（升），计所减以增诸侯绢户一匹，以为诸侯秩。又分民租户二
斛，以为诸侯奉。其余租及旧调绢二（二字疑衍）户三匹，绵三斤，书
（当作尽）为公赋。九品相通，皆输入于官，自如旧制。”（卷二十九，
宝器部，绢第九）
据此，不是很明白地表示户调和田租一并征收吗？这里课田五十亩当即
亩收租四斛的同义语。重要的问题是，租调制正是以法律形式把男耕女织的
农业和手工业的结合形式更加巩固起来。在二卷第一章已经说明，这是东方
封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