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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观念形态的战争，它包含着一些最初的大规模的观念形态的迫害。冲突是在部落制的、专制主义的（也许甚至是极极主义的）斯巴达的观念形态和民主制的雅典这个海上贸易帝国（“提洛同盟”）的观念形态间进行的。因为雅典及其民主制盟国的一些主要家族传统上都反民主和鼓吹寡头政治，并同情斯巴达，这就更加可怕了。（因此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在他的《政治学》［Politics，1310A］中提到，那种寡头统治者的誓言甚至在他的时代依然流行；它由“我保证做人民的敌人，尽力向他们提出有害的劝告”这个表述组成。）
公元前404年斯巴达国王吕西斯特拉图＇Lysistratus＇占领雅典时，他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寡头政治的傀儡政府，处于斯巴达的保护下，称作三十僭主。三十僭主由柏拉图的两个舅舅领导，才华横溢的克里蒂亚斯［Critias」和年轻得多的查米德斯＇Charmides＇。在他们恐怖统治的八个月中，三十僭主杀死了许多雅典公民——几乎比战争最后十年中斯巴达军队杀死的雅典人还多（梅耶尔［Eduard Meyer，1884…1902］，《古代史》［Geschichte des Altertums］第4版，斯图加特，1953－1958年，第五卷，第34页）。但是在公元前403年，柏拉图24岁的时候，克里蒂亚斯和斯巴达驻军受到卷土重来的民主派的攻击并被击败。民主派最初只有七十人，由色拉西布洛斯［Thrasybulus］和阿尼图斯［Anytus］领导，他们首先占据比雷埃夫斯，柏拉图的两个舅舅在那里阵亡。有一段时间，他们的寡头政治的追随者在雅典继续恐怖统治，但是他们的军队处于混乱和瓦解状态。在证明自己无能力统治之后，他们最终被他们的斯巴达保护者所抛弃，斯巴达保护者与民主派订立了一个条约。这项和平的条约重建了雅典的民主政体。因此民主的政体形式在最严峻的考验下证明了它的优势的力量，甚至它的敌人在几年之后也开始认为它是不可战胜的。
恢复的民主国家一重新建立正常的法律状态，就为“毒害青年罪”对苏格拉底提出诉讼；它的意思十分清楚：他被指控毒害了亚西比德「Alcibiades］、克里蒂亚斯和查米德斯，人们认为他们应对雅典的战败和三十僭主的血腥统治负责。在他的辩护中，苏格拉底强调他不赞成三十僭主的政策，他曾冒生命危险公然反抗他们把他牵连到一件罪行中的企图。他也说明他宁死也不愿被阻止向青年自由表达他的思想。因为被判决有罪，他成为言论自由权的第一个殉难者。
柏拉图最重要的性格形成时期的动乱不安的年代就是这样。它们使他在成熟时期提出他的基本的问题：社会和国家已经生病，怎样才能治愈它们？
文学活动的开端。上述历史事件在已指明的意义上影响了柏拉图，这当然是猜想的。的确应当强调，几乎关于柏拉图的思想发展、他的著作的顺序、他的生平事件的一切都是猜想的。我们的原始资料就其前后一致而言似乎大量是互相依赖的。因此，我们不能确信柏拉图生平的这个故事不是传说。大概最古老的原始资料，《柏拉图信札》「Book of Plato’s Letters〕，很可能是古代的伪造物。甚至许多学者承认其真实的、资料最丰富的“第七封信”「Seventh Letter］也是可疑的。（以柏拉图的名字留传的某些其他著作几乎无疑是伪造物。）然而即使“第七封信”可能是伪造的，它也似乎很古老，而且作者一定对柏拉图生平的事实了如指掌，才能使他的伪造物被人们接受。关于柏拉图著作的时间顺序，现在我们有来自较小的风格特征统计的似乎是很充分的证据的东西（“作品风格学”［stylometry］）。然而这个方法（它基本上导致归组而不是明确的顺序）在柏拉图修改或改写他的书的情况下会失败。（我们似乎有柏拉图修改他的至少一部著作《泰阿泰德篇》「Theaetetus］的某个独立的证据，参见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1945］1963年，第一卷，附录Ⅱ。）在这整个叙述中，心中都要想到这些不确定的事情。
柏拉图的大部分文学作品都由“苏格拉底的对话”构成——主要谈话者苏格拉底和更聪明者的对话。其他一些作家也写了苏格拉底的对话，著名的是色诺芬尼；但柏拉图的对话大都具有极富独创性的特征，因此我们可以猜想是柏拉图创造了这种文学形式。如果是这样，那么一些学者所表达的观点，即，是苏格拉底悲剧式的死使柏拉图成为作家——成为苏格拉底对话的作者，以纪念（和为之辩护）他的朋友和老师——不仅是诱人的而且很可能是真实的。这种观点也会表明，《苏格拉底申辩篇》——柏拉图关于苏格拉底的辩护和被定罪的报道——是柏拉图的第一部著作。无可否认，有重要的证据反驳这一点：《申辩篇》是一部杰作，相形之下，许多早期对话是不成熟的。从另一方面说，一位作家的第一部著作表明他达到了不会很快再次达到的高峰，这并非罕见；在这个特定的例子中，苏格拉底的独特个性和他在法庭的辩护给他的直接印象（柏拉图十分清楚地说明他在场）可能非常充分地解释了一切文学的最伟大最感人的作品之一怎么会是一个文学新手的初步成果。
无论如何，把《申辩篇》看作历史上的苏格拉底的真实写照，看作对诉讼的忠实报道（当《申辩篇》第一次出版时，这些诉讼的几百名目击者一定健在）似乎是有道理的，除非我们有可靠的相反证据。这是一个奇异的写照，是可称作“批判理性主义”的第一次（或者，考虑到色诺芬尼［Xenophanes］和欧里庇得斯［Euripides］，几乎是第一次）和最伟大的宣言——苏格拉底的独特观点，即我们应当意识到我们知道得何其少，我们可以通过一切理论和信念都应当经受的那些批评性讨论来学习。尽管它几乎不能够成为普遍接受的观点，它对西方思想（和西方科学）的影响却是极其重要的。
苏格拉底的批判理性主义不是怀疑论的，它也不以理智和聪敏而自豪：他相信真理，相信人，他同样确信人的内在的可错性和内在的善良。此外，他忠于雅典的民主法律，憎恨三十僭主的罪行：他是民主派，尽管是民主派领袖们没有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民主派；他是热心关心他人的人；他愿意为自由讨论权而死，但鄙视投人所好的技巧。
柏拉图著作的三个时期。这里提议把柏拉图的著作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或者苏格拉底时期，展现了柏拉图对于作为一个人、老师、热爱真理者的苏格拉底的写照。它的对话（我在此处只提到《克里托篇》［Crito］，《普罗塔哥拉篇》［Pro－tagoras］和《曼诺篇》［Meno］）既不反对民主政体又不反对个人价值。
在第二个时期，柏拉图的态度由于他的对话中的苏格拉底而发生了变化：柏拉图现在为杀害苏格拉底而谴责民主制的雅典——不，民主政体本身，多数人的民众的统治。这种民众的统治威胁每一个正义的人，他就像“陷入野兽中间的人，不愿参与它们的罪行，却不能单枪匹马地抵抗所有人的暴行”。（《理想国》［Republic］496c）。
这表明社会躯体有了病。柏拉图发现了它的问题：如何医治有病的社会躯体。
问题本身包含着一种理论——国家的和社会的有机论。（这种非常可疑的和有持久影响的理论的起源是东方。）
社会有机论的柏拉图的新的和十分个人的变体是他在城市国家和人类灵魂之间所做的比拟：社会是以放大了的形式表示的灵魂，灵魂是小型的国家。这样他就创始了国家的心理学理论和灵魂的政治理论。国家是分为阶级的，它的结构可以由统治者及其助手（或者辅助者）构成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挣钱糊口的阶级和奴隶间的不稳定的平衡为特征。与此相似，灵魂的结构以它的较高功能、理智与意志，和它的较低功能、本能和欲望之间的不稳定的平衡——甚至分裂为特征。（马克思和弗洛伊德［Freud］是无意识的柏拉图主义者，注意到这一点是很有趣的。他们也是反柏拉图主义者，他们接受了柏拉图的图式并把它颠倒过来，马克思要求工人的解放，弗洛伊德则要求本能或欲望的解放。）
他的问题激发他进行了几乎非凡的殚精竭虑的思考。他不仅发展了一种诊断和疗法，而且（尤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