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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手中，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Truth andMethod］成了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对立面。但是一切都不协调。）
阿多诺和哈贝马斯对我的主张的批评决非清楚。简言之：他们相信，由于我的认识论（他们认为）是实证主义的，它迫使我为社会现状辩解。换言之：我的（被认为的）认识论的实证主义迫使我接受道德和法律的实证主义。（那是我对黑格尔的批评。）遗憾的是，他们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尽管我是（非革命的）自由主义者，我的认识论却是知识通过理性与科学革命而增长的理论。「通过新的、伟大的思想。」
阿多诺和哈贝马斯不知道他们在批评什么；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的关于价值与事实间不可分割的联系的理论是源自黑格尔的道德与法律的实证主义。
关于所谓《实证主义的辩论》一书的概况。此书打错了旗号。此外：我的文章在时间上和逻辑上都是第一篇，实际上它引出其他各篇，是讨论的基础。它由二十七个清楚、准确地系统阐述的命题构成，它们应当而且能够被讨论。然而我的命题在这部篇幅很长的书中几乎未提到过，我的文章排在此书的当中位置，被淹没在词语的大海中。我的命题和论据从未得到回答，而这一点却没有一篇书评提到过。这个方法（何处缺乏论据，就用词语的洪流取而代之）成功了，我的被淹没的命题和论据被人们遗忘了。
但是这一切（也就是说，整个《实证主义的辩论》）简直就是在鸡蛋壳上走路，毫无价值，行事古怪。
整体概况。尽管我几乎总是致力于清晰界定的科学问题，我的整个工作却贯穿着一条共同的线索：赞成批评辩论——反对空泛的词语，反对理智的不谦虚和傲慢——反对如朱利安·本达「Julien Benda］所称的知识分子的背叛（参见《开放社会》英文版第四和第五版，第二卷，第393页）。我确信（参见《开放社会》）我们知识分子应为几乎所有苦难负责，因为我们没有做出足够的努力，做到理智的诚实。（因此，最顽固的反理智主义很可能最终取得胜利。）在《开放社会》中，我在对虚假的预言家的上百次不同的攻击中谈到这一点，说得很直率。例如，我对雅斯贝斯「Jaspers］和海德格尔「Heidegger」做了几次很严厉的简短评论（参见《开放社会》，第二卷，英文版或德文版，人名索引）。
你似乎想知道我拒绝与哈贝马斯教授进行讨论的理由。
这就是我的理由。它们由（1）“实证主义的辩论”中从哈贝马斯教授为波普尔和阿多诺的辩论写的跋的开头引用的文字（注意，至1970年3月26日止，无论关于阿多诺还是哈贝马斯我从未发表过一个字）和（2）我的译文构成。许多读者会认为我没有提供原文的恰当的译文。他们很可能是正确的。我是一个有适当经验的译者，但是我也许太愚笨，不能担当这个任务。尽管如此，我尽了最大努力：
我迫切地想，
打开原书，
忠实地将神圣的原文
翻译成我所喜爱的德语。
只要意思清楚，我的翻译的目标不是避免外来词语（例如合作＇coopcration＇=协作［team work］；对立［antagonism〕=反对「opposition］），而我唯一关注的是使每个句子的——有些枯燥的——信息内容尽量清楚，即使这会使译文长于原文。
哈贝马斯首先引用阿多诺的话，他十分赞佩他（第155页）。
［哈贝马斯文章的引文］
［我的“译文”］
社会全体除去它使之结为一体的事物和本身由之组成的事物外，并不过属于自己的生活。
社会由社会联系所构成。
它通过其个别要素产生和复制自己。
这些不同的联系以某种方式产生社会。
把这个全体与个人的生活，合作和对立分离开是不可能的，
在这些联系之间可以发现合作与对立；由于（如上所述）社会在于这些联系，因此它不能与它们相分离；
和仅根据其功能而不洞悉整体不可能理解任何要素一样，而整体的本质内在于个别实体本身的运动中。
但是反之亦正确；没有其他联系，这些联系就都不能被人们理解。
系统与个别实体是交互的，只能在它们的交互性中理解。
（同上）。
（注：此处所给出的统一性的学说人们已表达过无数次，常常表达得更好，但每一次词语都给人更深刻的印象。）
现在哈贝马斯教授自己写道：
阿多诺依据范畴领悟社会，这
些范畴并不否认它们源自黑格
尔的逻辑学。
阿多诺使用了使人联想起黑格
尔的术语。
他把社会视为严格的辩证法意
义上的全体，它禁止依据它不
仅是各部分的总和这个陈述有
机地领悟整体；
这就是为什么（原文如此）他
不说整体不仅是其局部的总
和；
整体也不是其逻辑参数可由融
合它里面的所有要素来决定的
类别。
整体也不是（原文如此）一类
要素。
如此等等。例如，我们在同一页的再下面发现
社会的生活相互关系的全体
我们都以某种方式相互关联……
或者在第157页
理论在要求我们在用句法联系的框架中随意构建的先验图式。
不应不合语法地系统阐述理论；除此之外，你可随意说任何话。
如果这些理论满足了它的多样性，它们在特定的客体域中结果是可用的。
如果它们是适当的，他们可被应用于一个特定领域。
十分遗憾，许多社会学家、哲学家等等，传统上把使简单事物显得复杂、浅薄的事物显得困难的讨厌的游戏视为他们合法的任务。他们学会了那样做，他们教导别人也那样做。对此绝对无计可施。甚至浮士德也不能改变事态。现在我们的耳朵已被变形，它们只能听到大词。
人们坚信，如果听到词语，
肯定就有一些思想附载其中。
这就是为什么歌德继续谈论这种魔术知识的巨大的潜在能量：
如果你思考不出
就请使个眼色，
我白告诉你全不要报酬。
如你们已经知道的，我赞赏马克思的许多话中的一句：“神秘化形式的辩证法成了德国的风尚……”。
现在仍然如此。
这就是我不参加这场辩论然而喜欢致力于尽量简单地系统阐述我的思想的理由。这常常并不容易。
论柏拉图
柏拉图，雅典贵族阶层一员的阿里斯顿［Ariston］之子，生于公元前427年，卒于公元前347年，终年八十岁。也许是所有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他不仅是哲学家，而且是政治理论（他自己就卷入了实际政治）和社会学的奠基者；而且，他还是物理学家和宇宙论学者。他对欧洲（因此还有美国）思想的直接及间接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他的影响总的看来是有益还是无益，是最近变得颇多争议的问题。因为它的政治哲学是专制主义，对民主观念怀有敌意，如他说道，“聪明人应当领导和统治，无知者应当服从”（《法律篇》［Laws〕690B），正如他的社会理论是集体主义的，对个人主义观念怀有敌意一样：“你是为着整体而被创造，不是整体为着你而被创造”（《法律篇》903C）。他认为个人主义就是利己主义，集体利己主义就是利他主义，而忽略了这个事实，即人们的无私可能不仅为了“整体”（集体，国家）并且为了其他个人。
柏拉图对于政治的社会的问题的浓厚兴趣似乎有两个根源。一个是承担社会责任的家庭传统。（他父亲自称是雅典最后一名国王科德罗斯［Codrus］的后裔，他母亲自称是梭伦［Sclon］的亲属德洛皮德斯［Dropides］的后裔。）另一个是对政治和社会崩溃的可怕经历，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后几年（公元前419…404年的“狄克利亚战争”）中那场崩溃不仅影响了雅典而且影响了整个希腊世界。这个时期与柏拉图的性格形成期相巧合。对他来说，在公元前399年他的朋友和老师苏格拉底［Socrates」受到审判并被处死时，他对政治的兴趣达到高潮。
伯罗奔尼撒战争（或诸战争，公元前431－404年），不仅是希腊的两个最强大的城市国家间的战争。可以说，它成了第一次观念形态的战争，它包含着一些最初的大规模的观念形态的迫害。冲突是在部落制的、专制主义的（也许甚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