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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就好在没有学术研究。在这种风习下，这些人不愿对‘五四’时代所提出的民主、科学之类的观点做较为认真的研究，也不愿对‘五四’时代的尊法反儒思想进行批判，以至成为以信念代替思想的既定观念的维护人。实际上，‘五四’时代重法批儒不仅偏激，也可说是错误的。”
盘旋的思想——知识、秩序、自由（二） 简论王元化先生自由主义思…
1949年以来，国内知识界关于“五四”精神有过多次讨论。元化先生上世纪90年代的“第三次反思”的核心，我们看到，是“五四”与它之前和它之后的激进主义思潮的密切联系。2006年4月3日发表于《财经》的文章《辨儒法》，元化先生继续探讨这一问题：“……我们上次谈到‘五四’时期反儒不反法，相比之下，儒家在思想上倒是较为宽松，近于民本思想的。上次我们只是点到为止，现在可以多谈一些这方面的问题了。……章实斋对李斯颇为鄙视，而章太炎则相反，称李斯为秦之‘功臣良吏’。清末以来有这种看法的不少，鲁迅也受到太炎的影响。他曾为始皇焚书作了一些辩说，而在《汉文学史纲要》中，则对法家人物李斯、晁错等颇有好评。而对贾谊尤其是他的《过秦论》，则多贬抑。‘五四’时期虽高扬德赛二先生，但对秦殊少批判，直至后来‘文革’中的尊法批儒，以及马克思主义还要加上个秦始皇之说等，皆可从这种思潮中寻出蛛丝马迹。但迄今为止，这些值得研究的问题，并未引起注意和讨论。”
关于人性之复杂，在《记任铭善先生》一文（《财经》2006年6月26日）里，元化先生回忆并评论：“……那时我读了一些左倾书，自以为掌握了‘前进的意识’，有时在报上发表一些小文章。我曾挑几篇拿给任先生看。他读后冷冷地说：‘写得不行。’接着指出：‘你的文章气势急促，不好。’过了几天，任先生拿他的学生作文卷给我看。我还记得一篇描写湖边观景的作文卷，有‘远山踏波欲来’之类的句子，任先生在旁边加上了圈点表示褒奖。在此之前，我不知道‘文气’是什么，经过任先生的点拨，才开始有点明白。90年代末，钱钢为我编学术年表，说我注重文气是源于任先生的教导，就是指此而言。任先生的一生是坎坷的，反右时被定为‘极右’，原因是鼓动学生走‘白专道路’。……‘文革’爆发，任先生已患肝癌绝症。次年，终于郁郁以殁，春秋五十有四。……人不是完全可以被道德规范所制约所塑造，按理性的支配去行动。人是复杂的，人的性情有时也会冲破理性的樊篱，人的美德有时也会夹杂某些负面因素。因此，人固然应该向着臻于至善的方向去努力，但是没有人能够真正做到臻于至善。任先生固然难免无邪堂所指出的‘己介必以介责人’之病，但是我又想，倘去掉这种因素，要他和光同尘，与世推移，那么恐怕也会使他身上耿介正直与敬业精神随之消失，因为某些缺陷往往是和美德混在一起的。这是性格所生成，难以分解，去掉这一方面，往往那一方面也就不复存在了。”
更进一步，2006年7月24日发表于《财经》的随笔《谈〈四代篇〉说“伫中区”》，元化先生指出：“……陆机《文赋》中首句正是借用地理中重要有利的位置，引申而为创作中最具有观察力和判断力的场所。钱注将‘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二句，合而为一句解，并在末句下加一分号，至‘瞻万物而思纷’始断句。这样的断句，使原本易解的文句，反而滞碍难通了。我在青少年时曾从公岩先生学此文，我觉得这段话，是平易的，好懂的。‘伫中区以玄览’句，是说属文之道，首在观察，对自然人生的观察，以积累生活的经验。李善注谓‘中区’即‘区域之中’，乃是确解。只有立于区域之中，而不局囿于一隅，所见者才能全面，而不致陷于一偏。”《财经》同年8月21日发表了元化先生《谈鲁迅研究》，表明他对鲁迅文字里的偏激态度的批评：“从历史评价方面来说，鲁迅不能免掉‘五四’时代文化的局限。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很好的方面，需要继承，但不能因为有很好的方面就全部接受，要有鉴别；同样，也不能因为有坏的地方就一概否定。‘五四’时代往往做不到这一点。”
在2006年10月16日《财经》杂志发表的《九十年代反思录》日文本的序言中，元化先生对自己一生的思考做了这样的概括：“我在青年时代就开始写作了，但直到90年代，才可以说真正进入了思想境界。朋友们认为我这么说似乎有些夸大，其实这是实事求是的。90年代是我反思的年代，到这时我才对于自己长期积累的思想观念，做了比较彻底的全面检讨。在40年代和50年代下半叶，我也有过几次反思，但时间没有持续多久，涉及的范围也没有这样宽广。到了90年代，我才摆脱了依傍，抛弃了长期形成的既定观念。我认为陈寅恪在《王国维纪念碑铭》中说的‘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应视为与生命一样重要的立身原则。我把90年代视为自己思想开始成熟的年代。在90年代反思中，我的主要收获就是对于‘五四’以来的启蒙心态的再认识、再估价。我所说的启蒙心态，是指对于人的力量和理性的能力过分信赖。人的觉醒、人的尊严、人的力量，曾经使人类走出了黑暗的中世纪。但倘使人把自己的力量和理性的能力视为万能，以为可以无坚不摧，并将它绝对化起来，却不懂得怀疑的意义，不能像古代哲人苏格拉底所说的‘我知我之不知’，或者像孔子说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那么，就会自以为掌握了真理，将反对自己的人当做反对真理的异端；从而不是对他加以改造，就是将他消灭。根据我数十年来的生活经历，我认识到这种启蒙心态已经并将会给天下苍生带来巨大灾难。这就是我在本书中，对于成为大陆思想主流的激进主义和被认做是国家学说之源的卢梭《社会契约论》，做出了研究和剖析的缘由。此外，我对京剧的虚拟性、程式化、写意型表演体系进行了探讨，对以《论语》注为例的阐释学做了初步考察，乃是为了阐发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上述几个方面体现了我在学术上渐渐成熟的思想。可是，由于它们和深深扎入人们脑中的一些既定观念不同，所以，并没有得到理解，甚而遭到一些人的排拒和个别人的诽谤。这本书发行三年多以来，在国内销售寥寥无几，说明国内读者大多并不认同我是把这本书作为自己最好的思想劳作献给读者的。这使我感到寂寞。”
盘旋的思想——知识、秩序、自由（二） 简论王元化先生自由主义思…
关于他所经历的三次反思，在《思辨随笔》的日译本序中，元化先生写道：“……但半个多世纪以来，环境的急剧变化，生活中的巨大冲击，使我发生了几次精神危机。这些折射到我的思想上来，促使我进行了三次反思。读者了解了这些情况，就可以知道，从1940年到1955年之前，我的文字还残留着某些机械论的影响；从1955年到1989年，我虽然基本上克服了前阶段的缺陷，但仍保存着‘五四’以来愈演愈烈的对于传统的片面看法。直到90年代，痛定思痛，经过较长的反思后，我才摆脱既定观念的拘囿。因此，我曾说：‘90年代我才真正进入了学术研究的领域。’”
2007年3月5日《财经》发表元化先生的另一篇文章《说“激进”》，将他反对的激进主义界说为不仅仅是政治思潮的而且更是思维方式的：“‘时代潮流，滚滚向前，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是一句名言，但我不喜欢它那带有威吓的口吻，况且潮流也不都是趋向光明和进步的。倘使任何一种潮流，不问正反和是非，由于害怕‘逆之者亡’，就顺着它走，试问，你又如何保持你那不肯曲学阿世的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呢？一百多年来，中国的改革运动屡遭失败，这是激进主义在遍地疮痍的中国大地上得以滋长的原因。环境过于黑暗，一些爱国志士认为，只有采取过激手段才能生效。……矫枉必须过正，越激烈越好，结果往往以偏纠偏，为了克服这种错误而走到另一种错误上去了。本世纪初，无政府主义学说传入中国，当时的爱国志士对于无政府主义的思想莫不靡然景从，原因即在此。……我认为，激进情绪是我们今天不应该吸取的‘五四’遗�